王者以四海为一家，以兆民为通计①。一夫不耕，天下必受其饥者；一妇不织，天下必受其寒者②。今举世舍农桑，趋商贾，牛马车舆，填塞道路，游手为巧③，充盈都邑，治本者少，浮食者众④，商邑翼翼，四方是极⑤。今察洛阳，浮末者什于农夫，虚伪游手者什于浮末。是则一夫耕，百人食之；一妇桑，百人衣之。以一奉百，孰能供之？天下百郡千县，市邑万数，类皆如此，本末何足相供？则民安得不饥寒？饥寒并至，则安能不为非？为非则奸宄，奸宄繁多，则吏安能无严酷？严酷数加⑥，则下安能无愁怨？愁怨者多，则咎征并臻⑦，下民无聊，而上天降灾，则国危矣。
（选自彭铎《潜夫论笺校正》卷三《浮侈第十二》，下同）
【注释】
①兆民：亿万人民。古时以百万或万亿为兆。通：全部。通计：全盘考虑。②《管子·揆度》云：“农有常业，女有常事。一农不耕，民有为之饥者；一女不织，民有受其寒者。”③《后汉书·章帝纪》元和三年诏曰：“务尽地力，勿令游手。”指游手好闲，不事生产。④浮食：不从事农业生产而谋生的人，主要指工商业者，也就是下文的“浮末者（从事虚浮末业的人）”。⑤语出《诗·商颂·殷武》，毛诗“是”作“之”。商邑：商代的国都。翼翼：严整的样子。极：标准，榜样。⑥数（shuò）：屡次。⑦咎征：不吉之兆。臻：到来。
【品读】
洪迈的《夷坚志》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临安一位专赶早市卖熟肉的商人叫孙三，他每早出门，都要嘱咐妻子看好自家的猫，这引起了邻居的注意。一天，那只猫突然跑出家门，邻居见猫周身深红，无不叹羡。孙三卖肉回来，知道猫被邻居看见，便痛打了妻子。此事渐渐传至宫廷，内侍派人用高价收购此猫，都被孙三拒绝。但内侍求之心切，最终用高价买走。内侍想将此猫调驯安帖后，进贡给皇上，可才过了半月，“深红猫”便色泽渐淡，变成白猫了。内侍去找孙三，孙三已经搬走。
古人说“无商不奸”，孙三的做法似乎阐释了什么是奸商。在传统观念看来，商人不事生产只在流通领域低买高卖，赚取中间差价，奸黠狡诈，唯利是图。故长期以来，工商业的发展得到抑制，被称为“末”，而商人社会地位也因此较为低下。官方认为，如果不采取抑商贱末的战略措施，就会使人遵循利益至上的原则，追逐利益最大化，从而导致贫富两极分化。这就从根本上扰乱了相对稳定的物质基础和人际关系，使社会陷于动荡之中。
众所周知，民以食为天。人要生存，必须靠衣食。农桑直接产出衣食，创造价值。因此，在封建社会里，男耕女织是自然经济的支柱，广大农民就是靠小农业和家庭纺织业来满足其最低的生活需要，国家也是靠这种小农经济实现其政治统治的。如果农民不耕不织，就会出现受冻挨饿者，社会财富就会匮乏，故而农业生产极其重要。重视和发展农业，既可满足人民的需求，还可使人民被土地所束缚，成为土地的奴隶，从而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管理。所以，以农为本就成了基本的治国之道；在对待工商业和农业的态度上，以农为本，以工商为末，重农抑工商，成为历代封建统治者所奉行的一项基本国策。
但是，不同历史时期，农业和工商业的发展也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表现。以东汉中后期为例，如王符所言：天下人都放弃农桑，争着去做买卖，牛马车辆，充塞道路。游手好闲、投机取巧的人充满了大小城市。治本务农的人少，不生产的人多。特别是京都洛阳，经商的人是农夫的十倍，弄虚作假游手好闲的人更是商人的十倍。正是一人种田，百人吃饭；一妇织布，百人穿衣。本末之间的供求不能适应，人民饥寒交迫，为非作歹。一旦人民活不下去，上天就要降下灾祸，国家就危险了。王符从社会现实出发，似乎在告诫统治者：务必要以农为本，否则，天下就会大乱！
当然，历史地讲，虽然农业是根本，无农不稳，但“重农抑商”的说法片面夸大了农业与工商业之间的矛盾，忽视了它们之间互相依存的内在联系。可贵的是，王符意识到了这一点，在其他篇章中，论述了农工商各有本末的思想。(www.xing528.com)
【扩展阅读】
导言：在蝗虫成灾危害农业收成之时，唐太宗认为“人以谷为命”，竟将蝗虫吞咽。太宗重视农业体恤百姓之甚，可见一斑。
太宗吞蝗，不复为灾
贞观二年，京师旱，蝗虫大起。太宗入苑视禾，见蝗虫，掇数枚而咒曰：“人以谷为命，而汝食之，是害于百姓。百姓有过，在予一人，尔其有灵，但当蚀我心，无害百姓。”
将吞之，左右遽谏曰：“恐成疾，不可。”
太宗曰：“所冀移灾朕躬，何疾之避！”遂吞之。自是蝗不复为灾。
（选自《贞观政要》卷八《务农第三十》）
【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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