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行业自律的重返重要

新闻行业的自律就是职业道德规范的建设和奉行，道德自律即“道德主体借助于对自然、生活规律的认识和对道德的认同，自己为自己立法，把被动的服从变为主动服从，自觉地指导和约束自己。道德意识和道德自觉首先是人们内心世界的活动”。[12]道德自律既包括行业层面的自律制度，也包括新闻传播者的道德判断和选择。新闻传播的人文精神包含了新闻职业道德的内容，一个具备人文精神的新闻报道一定具备职业道德；而丧失了职业道德的新闻报道肯定不具备人文精神。因此，加强新闻行业的自律，对职业道德的奉行是保证新闻传播具备人文精神的必要条件。

从行业层面的自律制度来说，我国从1980年代初期开始关注新闻业职业道德规范的建设，如1981年，中宣部新闻局和首都的新闻单位共同制定了《记者守则》；1986年，中宣部和中国记协拟订了《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送审稿；1987年中宣部、国家新闻出版署和中国记协等有关部门推出《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草案），1991年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讨论并通过了《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此外，还有1993年的《关于加强新闻队伍职业道德建设禁止有偿新闻的通知》，1997年的《关于禁止有偿新闻的若干规定》，1997年全国记协公布的《关于建立新闻工作者接受社会监督制度的公告》，以及2003年多家媒体联合发布的《“弘扬职业精神、恪守职业道德、维护队伍形象”自律公约》。2005年，中宣部、新闻出版总署等共同发布了《关于新闻采编人员从业管理的规定（试行）》。[13]至此，有关新闻传媒自律方面的道德条文已经是相当全面了，但媒体犯规的行为却屡见不鲜。有学者曾经对原因作了如下分析：传媒的职业权利与党政权力的混同是滋生腐败的温床；编辑部与经营部混岗诱发腐败；利益驱动引发的传媒生存竞争加剧了职业精神的淡化；职业精神的熏陶严重匮乏；缺乏具体的、可操作的自律规范和有效的规范执行机制。[14]可见，体制上的弊端、文化传统的影响、不够成熟的社会条件，都是新闻界里有规范却仍然难以自律的原因。

目前，新闻界在职业道德上的缺失与新闻传播人文精神的淡化可以等而视之。在许多媒体的运作机制下，“新闻工作者的体力、智力、知识技能作为被开发利用的对象，再加上对金钱、对财富的追求，以及对高科技的欣赏，所有这些本质上是服务于人的外在的东西，却反过来成了手段，成为支配人行为导向的工具。从而使人得从属于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物化的种种社会关系”。[15]2005年，《中国青年报》编辑李大同曾对该报实施“利益给予和利益制裁”机制进行了猛烈抨击，认为这种机制会瓦解以人文精神为根基的价值体系。

当下新闻界人文精神缺失的表现是实用主义盛行，理想主义弱化，而个人利益的绝对化又使道德良知、价值理想等基本操守在部分新闻人心中逐渐退却。一些新闻单位眼睛只盯着上面，对人民群众的生活疾苦、意见、批评、监督漠不关心，对社会弱势群体和边缘群体缺乏关注，漠视他们的存在。同时，有悖新闻伦理道德的事件层出不穷。2002年6月22日，山西繁峙县义兴寨发生金矿爆炸事故，前去采访的新华社、《山西经济日报》、《山西法制报》等11位记者收受当地有关负责人及非法矿主为掩盖事实真相而贿送的现金和金元宝。这一事件直接引起2003年关于“传媒职业道德与职业规范”大讨论。在这个事件中，新闻记者不仅缺乏自律，违反新闻工作者的职业道德，同时也缺乏基本的人文情怀，是对人的生命的漠视和人权的践踏，同时是对广大受众知情权的剥夺。此外，一些新闻报道以“增强竞争力”为幌子，片面追求发行量和收视率、收听率，已经跌入极端庸俗化的泥沼，甚至以恶俗化的“星、腥、性”为报道的“亮点”。对人的生物性的无限放大，遮蔽了社会的理想法则和进步法则，是新闻道德的跌落，也是人文精神的沦丧。(www.xing528.com)

在我国，新闻职业道德自律问题是随着新闻业的发展壮大尤其是经济因素越来越突出的情况下而凸现的，对新闻传播的人文精神的呼吁也是伴随市场经济确立以及随之而来的新闻价值观的混乱而出现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对物的依赖性是市场经济的一般本质，人文精神的失落几乎无可避免，这就更加要求新闻工作者的自律意识。

与新闻职业道德相比，我们无法对新闻传播者的人文精神进行规范，这种精神是一种无形的道德力量，深藏于人们的品行、价值观中，内化为人的感情、意志和信念，既无法监督也无法规范，它更多地是需要新闻从业者人文素质的提高。职业道德已经有成文的规范，可以学习和考核，但媒体职业道德观的确立，不仅需要加强对新闻工作者的管理和约束，也需要媒体加强道德建设，更重要的是从外部培养道德建设的有利环境，比如体制和运作机制的转换是一个重要方面。最终，一个有效的道德体系至少应该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明确而清晰的道德条文；二是组织监督机构（如组织内的评价组织、行业协会、行业评议会之类的组织）；三是社会监督体系（如受众的评议体系），只有三者齐全，一个真正的道德自律和他律相结合的体系才可能真正发挥效用。[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