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人民性未能得到充分重视

1980年代，新闻的党性和人民性的讨论一直是热门话题。话题的起因是新闻界由“文革”开始反思，并追溯到“大跃进”“反右”等政治运动中，在“左倾”思想的影响下，新闻报道给国家和人民及党的事业带来了危害，如何避免悲剧的再次发生是当前的共同话题。讨论的问题涉及：党组织特别是党中央犯错误的时候，党领导下的新闻事业又该如何呢？恰巧此时《人民日报》提供了一个个案：当时由于抵制“两个凡是”的错误路线，并发起了有针对性的不同意见的报道和言论，报社由此受到上级批评，被认为缺乏党性，但另一方面认为自己有人民性。针对以上事例，一种观点认为“党性来自人民性”“人民性是党性的基础”；另一种观点认为两者是一致的，不是谁来自谁、谁高于谁；也有人认为“人民性”含义复杂，反对将这一概念引入新闻学。问题讨论的本身就说明了政治的进步和对新闻科学规律的尊重。

这个讨论最终以胡耀邦的论述而结束，胡耀邦在1985年《关于党的新闻工作》一文中，首先肯定新闻业是党的喉舌，是党所领导的政府的喉舌，同时也是人民自己的喉舌。虽然说“这三位一体的表述，新颖，含义丰沛，为各方所接受，在前期各种新闻观点交汇的基础上搭建了一个新的认识平台”，[35]但这种表述只强调了新闻的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未能解决两者之间的冲突问题。“在这一体制的实际运作中，往往过多地强调了对领导机关负责，甚至是对于某个重要领导者负责，而它的更为本质的要求——对人民负责——的实现往往系于领导机关及其负责人对于这种本质要求的认识水平、利害诉求及自觉性。”[36]新时期以来，在官方话语中，我们更多看到的是“党和政府的喉舌”，而“人民的喉舌”则要弱势得多。中国的传媒在重大的国际国内新闻报道上，特别是涉及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公共事务、公共政策、公共利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公仆的选举与任命等方面的新闻报道仍然看不出明显变革的迹象。反而是，越是与公共利益相关的事项，越被视为政治敏感问题。结果酿成或加剧一些社会危机，并丧失新闻媒体的公信力。[37](www.xing528.com)

“非典”爆发初期，在最早出现病例的广东，曾经发生新闻媒体集体失语长达30天的情况。发生这种情况并非媒体的初衷，实际上是宣传纪律的限制所致，因为当时有重大事件的报道须经上级主管部门批准的规定。不光疫情，其他重大突发事件也是如此。一些重大的新闻，特别是突发责任事故、贪污腐败大案，涉及领导政绩的问题暴露等，当地的报纸、电视、广播几乎全部“集体沉默”。再如，药价虚高，百姓买不起药，已是众人皆知的事实。2005年底，哈尔滨发生震惊全国的天价医药费问题。在这个事件的背后，药价虚高的背后各种深层次社会问题让人触目惊心。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发人深省的事件，其调查结果却草草收场，各个要害问题和矛盾冲突的主角都不了了之。归根到底，这件事触及了我国医疗体制的根本弊病，只能回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