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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助推中国新时期新闻传播政治发展

时间:2023-11-19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21世纪以来,作为新媒体的互联网,目前已经成长为新的大众传播媒介。它在政治系统中承担着和传统大众媒介同样的政治功能,并呈现出新的特征。中国网络舆论监督的发端被认为是“南丹矿难”。南丹矿难是我国第一例首先由记者揭露的重大灾难事故。最终,南丹县委书记万瑞忠被判处死刑,矿主黎东明被判20年;第二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颁布实施,其中多项条款来自南丹矿难的教训。

新媒体助推中国新时期新闻传播政治发展

21世纪以来,作为新媒体的互联网,目前已经成长为新的大众传播媒介。它在政治系统中承担着和传统大众媒介同样的政治功能,并呈现出新的特征。

1.政治参与功能加强

在传统媒介环境下,诸多因素制约着公民的政治参与。从传播方式来看,传统媒介的传播方式通常是自上而下,媒体对信息首先要进行选择,在必要的情况下,还要对信息进行加工,最终通过版面或节目的形式呈现给受众。而受众则静止地、被动地接受信息,几乎很难做出反馈,即使有一些反馈,也要以自下而上的方式缓慢地进行。从内容上看,传统媒介传递与表达的是党和国家的意志,属于社会和民众的独立表达空间遭到排斥和挤压,民众政治意愿的表达和利益诉求渠道十分有限。这些缺陷给政治参与带来的问题是民主参与渠道不畅通,民意表达机制不健全,政治体系的输入通道严重受阻。

传统媒介的单向传播无法满足公民参与的要求,因为公民参与本身是具有主动性的,而传统媒体的单向传播方式限制了这种主动性,二者之间产生了矛盾。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介的出现和迅速发展,为公民有效参与提供了多样化的途径,从而大大促进了公民参与的进度与力度。新媒介在很大程度上对公民的政治参与发挥着积极的作用:“第一,以网络为代表的新媒介环境保障了信息的公开,为公民参与提供了信息来源;第二,新媒介环境下信息的开放性、共享性及多元化使其不再受到社会权力结构的制约;第三,新媒介环境可能形成较以往更有力的公共舆论监督,有助于‘公共性’的实现。”[33]

由公民参与可以逻辑地延伸出对信息资源共享的要求。出于我国特殊的政治体制和历史渊源,我国长期实行的是政府保密制度,80年代后,信息保密制度有一定程度的放开,增加了民众对政府事务的了解,但对民众表达和民主监督尚未涉及。2000年后,我国政府在信息公开方面有突破性的举措,比如,2007年4月24日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从法规层面上把政府决策公开、行政信息公开作为一种强制性的职责和义务确定下来,同时进一步从法律层面上规定了公众的知情权,这是首次从制度层面对民众知情权的保证。行政体制改革深化和新媒体技术的广泛应用,信息资源被垄断的局面渐成历史,民众的政治参与水平也在逐步提升。21世纪以来,网络在公民政治参与方面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如2006年到2007年的厦门PX事件,2003年的孙志刚事件,以及刘涌案都是民众主动参与的舆论监督事件,各阶层公众在互联网上发表意见又通过报纸、电视等传统媒介转达给社会,并最终促使政府改变相关决策。(www.xing528.com)

2.政治沟通和协调功能增强

美国政治学家阿普特认为,政治系统的输入和输出在不同性质的政治系统中是不同的,在民主决策和精英决策模式下,政治输入—输出结构呈现出比较大的差异:在民主决策的政治体系中,政治输入的主体是社会系统,由社会系统向政府输入支持和要求等,然后由政府进行转化,最后输出、反馈等;精英决策模式下的输入—输出模式表现为:政府创设一项制度,或者一项决策,由政府进行政治动员,驱动政治社会化过程,从而引起社会的反应和变化,在这种模式中,政府是输入,社会的变化是输出。[34]在中国,传统的政府过程更倾向于精英主导下“内输入”模式,这种模式的突出特点是:政治决策是政府和精英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单向流动模式,大部分民众由于制度化渠道不足而被排除在公共决策之外。在这种情况下,媒体能否为民众的表达提供平台就显得相当重要。但我国传统媒体留给民众的表达空间并不充足,很多意见和声音得不到传播。

当互联网在中国迅速普及之后,由于它的传播特性,便自然而然成为公众表达自我意见、发布言论或释放情绪的主要通道。2001年3月24日,一个名为《铁路,你究竟怎么了?》的帖子在人民网的强国论坛一经贴出便迅速引起广大网友的注意,主要是其中反映的购买车票的遭遇具有极大的社会普遍性。铁道部领导在看到帖子后很快对事件进行了调查和处理。在当时网络还只是充当传统媒体补充力量的背景下,这种出乎意料的快速反应引发了人们对网络更大的期待。当时,虽然还只是一个个案,但网络作为下情上达的一种渠道,已经开始发挥作用。2003年1月19日,名为呙中校的网友发布一万多字的长文深圳,你被谁抛弃?》,文中就深圳的发展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这个帖子引起了当时的深圳市长于幼军的注意,他邀请网友呙中校进行了一次对话,共同畅谈深圳的现状和未来。这两起事件被视为2000年后网络在中国发展过程中的里程碑式的事件,它的重大意义也就是由此人们开始认识到网络在政治沟通上的巨大作用。

网络舆论监督同样发挥着政治沟通的效用。中国网络舆论监督的发端被认为是“南丹矿难”。2001年,人民网以《广西南丹矿区事故扑朔迷离》一文对“南丹矿难”的揭露,极大地影响了“南丹矿难”事件的发展进程。南丹矿难是我国第一例首先由记者揭露的重大灾难事故。最终,南丹县委书记万瑞忠被判处死刑,矿主黎东明被判20年;第二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颁布实施,其中多项条款来自南丹矿难的教训。2003年4月25日《南方都市报》记者陈峰和王雷发表《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该文详细调查了大学生孙志刚在广州被收容并遭毒打致死的经过。在铁的事实真相面前,凶手与渎职者都得到了应有的惩处。经过各方面努力,一个月后,国务院终止实行了21年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现实社会中的重大事件在网络媒体的传播下,形成一股强大的民主监督力量,并发挥着实质性效力,网络媒体通过自己的报道揭露问题,形成公众意见,产生舆论压力,其公共话语空间的特性,使之在形成舆论方面具有更强的效果,这些舆论对于推动现实问题的解决,具有重要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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