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时期新闻传播研究：拓展和丰富政治功能

从1992年开始，我国新闻传播事业逐渐确立了“事业性质、企业管理”的定位，媒体由原来为政治服务的舆论工具转变为为经济建设服务的大众传播媒介，我国的新闻传播业获得了新的发展动力。同时，新闻媒介开始介入我国的民主化进程，成为担当“社会”向国家进行表达的中介，政治功能进一步丰富。

1.舆论监督功能的深化

自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正式提出“舆论监督”概念，此后在中国，“无论是官方规范，还是传媒自身，舆论监督作为一种理念都无法逃避”。[21]1993年11月14日召开的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决定》将“发挥法律监督、组织监督、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的作用”列为建立社会主义监督机制和权力制约机制的重要内容。“这是科学社会主义以及新闻事业的一个重要理论观点。以此为开端，我国的社会主义舆论监督加大了宏观的引导和监督力度。由传统的个例监督演变为对权力制约的监督。”[22]舆论监督所扮演的角色演变为对公共权力的制约和抗衡，在运作方式上则由授权式向自主式转变，反映出国家政治民主化和法制化的程度与水平在不断提升。

1990年代以来新闻舆论监督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

首先是舆论监督的主体发生变化，外延扩大。在媒体的市场属性还没有确立的80年代，媒体的功能更多还是代表党和政府对社会公众进行宣传、教育和引导，舆论监督的主体也是党和政府。媒体的市场属性确立后，开始有了强烈的受众意识，更充分体现出“群众喉舌”的角色意识，加之政治环境相对宽松，在市场竞争的压力下，它们不能也不愿意成为被动的政策宣传者，而是积极介入现实生活，直面社会的矛盾、主动参与舆论监督和干预公共决策，已成为相当多的媒体的自觉意识。中国新闻业的角色发生了变化，已不再仅仅作为党的宣传机关的附属物而存在，新闻从业者开始发掘出一种专业意识。舆论监督的主体也相应发生了变化，更多的公众参与进来，通过新闻媒体对不良现象，对党和政府工作中存在的不足以及某些党员干部的失职、渎职、腐败行为进行批评和监督，概言之，公众已经成为舆论监督主体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其次是90年代出现了舆论监督的新力量。从90年代后半期起，都市报异军突起，它以市民为主要对象，突出新闻性和服务性。比如四川的《华西都市报》、陕西的《华商报》、河南的《大河报》、南京的《现代快报》、广州的《南方都市报》、武汉的《楚天都市报》等，这些媒体由市场催生，生存完全由市场来决定，其行为必须更接近新闻规律，更符合时代潮流，走出了一条有别于传统机关报的路子。它敏锐地感知和反映90年代中国的社会问题，比如医疗体制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教育体制改革等，对改革过程中的权力滥用和腐败问题格外关注，而这些在很大程度正好适应了市民对这些信息的需求和维护自身权利的需要。它重视舆论监督，以舆论监督作为报纸的卖点，在报道内容上，都市报自觉地把大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摆在重要位置，批评报道不约而同成为各都市报的重头戏。1997年，河南《大河报》对公安系统干部张金柱交通肇事之后逃逸一案进行了长达半年的全程跟踪报道，突破了“公检法干警违法犯罪行为在结案前一律不得报道，只在结案后报一个简单的结果”这一禁区，显示出媒体开始以前所未有的深度来干预社会，成为监督的重要力量。《大河报》的报道迅速被全国媒体转载。随后，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也播出了对此案的调查。

除各省级都市报以外，自90年代后期致力于跨地区监督的《南方周末》的成功运作，也充分说明了休闲类报纸在舆论监督上的作为。相对于走“市民化”路线的都市报来说，《南方周末》以调查性报道为主，通过对转型期各种社会问题的强烈反思和追问，为社会公平、民众权益鼓与呼，致力于推进民生改进和社会发展，向急剧变化的中国社会提供更为独特的新闻产品。

最后是监督常态化。自1993年开始，国家级电视台的舆论监督开始进入公众视野，标志事件是1993年开播的《东方时空》《焦点时刻》。而1994年4月1日《焦点访谈》的开播则正式开始了由国家级电视台启动的舆论监督模式。节目最开始的定位是“时事追踪报道，新闻背景分析，社会热点透视，大众话题评说”，其中包括一些与舆论监督有关的选题。节目播出后，影响最大、最受欢迎的是揭露社会问题和行政弊端的监督类节目，于是节目组将“舆论监督”作为栏目的定位，以“用事实说话”作为栏目的口号。《焦点访谈》的舆论监督聚焦于社会大众最关心的那些热点、难点和疑点问题，尤其对各种贪污腐败、以权谋私、徇私渎职现象进行毫不留情的揭露，因此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自1998作4月以来，《焦点访谈》播出的很多节目都有了整改反馈，节目中涉及的违纪者受到了惩处，甚至一个行业、一个地区的工作状况也由于节目的报道而不得不进行修正和规范。从2002年开始，国务院还建立了《焦点访谈》督察情况反馈机制，以行政的力量来干预事件的处理，继而与法律的力量相接通，监督的落实变得制度化和常规化了。

《焦点访谈》之所以成为90年代舆论监督最成功的栏目，其奥秘在于“在遵循媒体自身规律的前提下，将‘官意’与‘民意’的结合视为自己的‘利益’，并且在实践中发展出了一套将两者结合起来的操作性技术”。[23]《焦点访谈》的选题原则是“领导重视，群众关心，普遍存在”。这一定位充分考虑了不同社会群体的共同利益和关注点，在“领导重视”和“群众关心”之间找到了一个结合点，既发挥了官方喉舌的功能，又反映了民意。当然，具体“哪些民意”能够得到反映，以何种方式得到反映则是民意本身乃至媒介本身需要答复的。[24]但“《焦点访谈》的实践培育起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即政府的活动是可以监督的，也是应该监督的，这一观念是舆论监督未来发展的社会心理基础”。[25]

由于《焦点访谈》的示范作用，不少省级电视台也纷纷效仿《焦点访谈》办起了类似的节目，至1999年，根据有关方面统计，除了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新闻调查》等栏目外，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电视台共开办这类热点引导和舆论监督节目60多个；有30多家媒体的这类专栏是每周一期，不定期的有28家媒体。[26]其中比较有名的如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纵横》、上海东方电视台《东视广角》、浙江电视台《黄金时间》、河南电视台《中原焦点》、山东电视台《新闻焦点》。《人民日报》1998年10月6日推出舆论监督专栏《社会观察》；许多省级党报推出舆论监督专版、专栏及相关部门，比如《黑龙江日报》成立舆论监督部门，专职舆论监督。90年代以来，媒体的活动空间得到很大拓宽，舆论监督开始全方位加强，逐渐形成了电视、报纸为主体的舆论监督网。(www.xing528.com)

2.发挥议程设置功能

所谓议程设置，指的是大众媒介有能力选择并强调某些话题，造成这些话题被公众认可的印象，或者说是大众媒介“确定辩论的范围以适合有权势者利益的过程”。[27]因此，媒体对不同事物的强调会影响公众对事物的不同关注程度。

1990年代以来，社会逐渐形成不同的阶层，利益分化日趋明晰，人们需要通过利益诉求、利益表达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市场化竞争的压力往往迫使媒体主动贴近社会心理，更积极主动地为各种诉求开辟表达的通道，或者主动设置议题，使许多民众关注的问题更具公共性，新闻的主题和论域也进一步扩大。许多媒体开始作为强势的议程设置者，与公众进行互动，或者引导公众进入由媒体开辟的公共领域，让公众自由地发表意见，开展对话和交流，它们有效地引导舆论和影响社会和公众，在政治过程中扮演着越来越积极的公共通道的用色。

90年代以来，媒体议程设置不仅体现在传媒与公众之间，还体现在传媒与传媒之间。一些居于“舆论领袖”地位的媒体率先设定议题，行政级别较低和影响力较弱的媒体通过跟进报道，使该议题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大。很多时候，一些重要议题的设置并不是由那些主流媒体率先设定，一些地方性媒介往往反应更加灵敏，但由于其影响力不足，对报道的深度挖掘也不够充分，此时就需要高一层级的媒体介入，一方面拓展议题的深度和广度，另一方面对所暴露的问题的解决有间接的推动作用。1998年春节期间，山西省朔州市发生了导致20多人死亡的假酒中毒事件。《南方周末》率先在头版刊登了《朔州毒酒惨案直击》的报道；而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和新华社的持续关注使该报道的影响力迅速扩大，引起高层领导对事件的注意，并启动相关调查。

媒体议程设置可以分为三个层面，“第一是大众传媒报道或不报道哪些议题，第二是大众传媒如何突出强调某些议题，第三是大众传媒如何对它强调的议题进行排序”。[28]90年代以来，媒体在“三农”问题、环境污染、公共卫生、医疗保障、司法制度、贫富差距等问题上开始主动设置议题，使这些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越来越具有公共性，在媒体的作用下，相关的政策、制度建设开始营建，媒体开始初步体现出具备政治通道的功能。同时，也有一些议题进入第二、第三个层面，媒体通过对一系列议题的排序，突出强调其中几个议题，进而影响公众对问题的判断。比如，90年代以来对“矿难”的关注，许多报道已超越了舆论监督的范畴，“从矿难议程到安全生产议程、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议程，围绕中国矿业的公共领域在不断扩大，各种社会意见喷涌而出，形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从未出现的媒体和公众共同关注矿业发展的局面。这种局面的出现，反映了新闻媒体社会公器意识的成熟，标志着新闻舆论已成为建构社会公共领域的引路人和组织者”。[29]

3.发挥意见平台和沟通渠道的功能

媒介以自觉的民主精神和意识，为普通公众搭建起可以自由进入和平等交流的公共平台，主要方式是公众通过各种形式参与大众传媒所组织的以话题为中心的讨论，“一方面通过理性的讨论达成看待和解决社会问题的共识，对公共决策部门形成一定的舆论压力，另一方面让‘真理’‘公理’‘正义’这些概念与公众的现时利益诉求进行零距离接触，使它从抽象的意识形态话语回到朴实、具体、生动的现实生活之源”。[30]

1996年前后兴起的时评成为最有生机和活力的文体，活跃于各大报纸。1996年1月，《南方周末》新年改版，在《时事纵横》版开出《阅报札记》专栏，开启了时评的端绪。1998年，《冰点时评》问世，开中国报业“公民表达”风气之先。1999年，《中国青年报》率先开辟时评专版——《青年话题》，开创了我国报刊设立评论版的先河，主编冯雪梅在谈到《青年话题》平民化编辑思想时曾说：“只要你对一个新闻事件有看法，哪怕是只言片语，我们都尽可能给你提供说话的机会。”[31]2001年《北京青年报》在《今社评》的基础上创办了《每周评论》版，2002年3月，《南方都市报》的《南都时评》面世。在众多时评栏目中，《南方周末》的《百姓茶坊》是最早承载民间普通读者评论时事的专版，为普通读者提供了公共表达的通路。

在80年代开始的新闻改革中，读者来信是公众通过媒介表达自己意见的最重要的形式，各级党委机关报一般都开设有《读者（群众）来信》专栏，但这些专栏很少涉及社会问题、国家大事或公共事务等内容，也缺少观点交锋和意见交流，而且报纸对读者来信的选择和刊载往往根据一个特定时期党和政府的某项中心工作进行政策宣传或群众动员这一目的进行，这种情形在新闻工作者的工作传统里被表述为“吃透两头”：“上头”指的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下头”是指社会生活中出现的问题。出现这种状况是由党报的性质和任务决定的，直接后果则是公众成为动员和灌输的对象，而不是让他们成为公共与政治生活的主角。90年代以来，仅仅刊登读者来信的做法已很少见，以话题为中心的讨论方式渐成主流，这与社会的宽容度和开放度逐步上升，社会自由空间日益扩大有关。“社会分化则引起思想观念多样化，不仅使产生观念价值的知识分子有了更多的自主性，而且出现相对独立于官方系统的民间话语系统。”[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