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的激进主义文化思潮伴随当时的社会条件和环境而生,但当条件和环境发生变化后,这股思潮逐渐走向衰落。由这个时代催化出的深度报道也在经历了辉煌后逐渐沉寂。当然深度报道的出现与衰落还与媒体在不同历史时期要实现的社会功能有关,而后来在对深度报道的反思中,有一点反复被人提起,那就是无法遵从事实和理性原则,记者的主观成分太多,使新闻的客观性遭到伤害,“从大量的同类报道可以看出,有一种纯正的新闻所忌讳的精英姿态君临在报道之上,使它的使命已不再是传达信息,而主要对民众进行启蒙工作”。[28]在那个“真诚的年代”和“激情的年代”,新闻还远未“成熟”。
90年代以后,给整个社会带来最深刻影响的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1990年代以来悄悄发生的变化是,随着经济现代化的实现,面对中国经济起飞中所呈露的现代性困境,主流意识形态在保持现代性追求的同时,侈谈主义的少了,研究问题的多了。这当然与所谓后现代消解宏大叙事的精神走向有关,同时也与越来越多知识分子有更多的专业意识和务实态度有关”。[29]“按照社会学家的观察,从80年代到90年代,知识分子的‘天职感’被‘职业感’代替,是解魅的时代的来临在知识分子心灵中引起了巨大变化。”[30]由此,大部分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的知识分子转向了职业化的知识运作方式。
新闻传播领域也发生了同样的转变。首先,大概从90年代中后期开始,西方媒体上比较成熟的新闻专业主义被引介到国内,新闻的专业话语逐渐加入与政治话语和经济话语的合奏与制衡中来。国内新闻人在实践中也逐渐摸索着新闻职业的行规和品格;其次,记者开始自觉放弃以代言人自居的政治精英定位,越来越倾向于价值无涉的中立者立场,开始注意用一种较为中立、公正的方式来报道新闻。在经历了“职业回归”的过程之后,新闻界对自身的界定才渐趋合理。
“职业回归”意味着新闻专业主义的驾临。在西方新闻学中,专业主义的核心问题是新闻报道的客观性。客观的新闻学要求对事实进行准确的报道;同时,它禁止在报道中公开地确定立场,而将“客观事实”和“主观意见”区别开来。[31]真实、客观、价值中立是新闻专业主义的核心,同时它也代表一种职业精神的理想化追求,即“自由、客观、真实、全面”,并为公共利益服务。事实上,80年代以来,自信息概念被引入国内,为了彰显信息意识,越来越多的报道开始注重客观写法,但对源于西方新闻媒体的专业主义的认知则是在90年代中后期,在新闻实践中,建立新闻专业主义的信念、伦理和规范,已经成为新闻实践的一项重要内容。(www.xing528.com)
胡智峰在总结央视《新闻调查》栏目的成功时认为,《新闻调查》得益于较好地处理了感性和理性、客观和主观、记录与报道这三种关系。[32]而制片人张洁在回顾《新闻调查》的历程时,曾对早期节目制作中的情感倾向进行过反思:1996年《新闻调查》拍摄的第一个样片《西古县村纪事》反映的是因村干部贪污30多万斤粮食,村民要求重新选举村干部,却遭到县乡干部压制。在釆访和拍摄中,随着对事件了解的深入,编导张洁开始控制不住自己,而摄像的镜头则代表了摄制组的情绪和倾向,仰角拍摄的上访村民,形象高大、丰满;而乡村干部怎么看也不像一个光明磊落、公正廉洁的人。2004年5月,在《新闻调查》开播八周年之际,已经是《新闻调查》第四任制片人的张洁,在国际调查性报道研讨会上,面向来自世界各地的同行作了这样的评述和回忆:“这种不加控制的个人情绪的表达,表现了早期《新闻调查》的可爱和幼稚,而西古县村村民也变得越来越敢说话。村民的民主意识令摄制组深为震撼,一天在途经一个湖泊的时候,摄制组听到了一种声音,录音师刘昶录下了这种声音。这是坚冰在春水中融化爆裂出的声音,录音师刘昶说这个声音象征了中国民主意识的萌芽。”[33]对真实、客观、中立的认识显示了媒体的理性自觉和成熟,而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报道才能获得最大的公信力。2003年,引起巨大社会反响的《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一文的记者陈峰认为,这篇报道中最让人满意的地方就是他和另一位记者王雷在孙志刚案件中,没有受到太多情绪的影响,只是做一个冷静客观的记录者,并如实地表达了事实。[34]2007年,首先报道山西“黑砖窑”的前线记者杨育才在回顾报道经历时,同样谈到了如何在事件面前保持客观和理性。[35]以实证科学的理性标准评判事实的真伪,以客观中立的态度来克制情感偏向,都体现出记者受制于新闻专业规范的自觉与自律。
从80年代的质疑、批判精神和精英立场到90年代的“价值无涉”、客观中立,从对宏大社会全景的深层思辨和激情表述到对事实或人物的客观、平衡的报道,这种变迁是新闻业在宏观的政治、经济转型背景下所发生的巨大变革在观念层面的体现。从文化和社会思潮的角度来观察这一变迁是一个重要的视角,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以启蒙、现代性、反思等话语组成了80年代特有的“隐喻性表达”,到了90年代以后,“世俗化”潮流的登场迅速瓦解了这些话语存在的基础,伴随精英文化的“沦落”及90年代以来新闻传媒生态的全面转型,新闻从业者的价值、立场、观念也相应发生改变。曾经在80年代引领新闻报道时尚的张建伟在其自述中谈到:从1992起,开始转向“记录”,把历史的一个片段、社会的一个片段记录下来。这是我告别“主体新闻观”的标志。[36]这段话在一定意义上是对90年代以来新闻观念转变的一个注解,从主观到客观,从参与到记录,在新闻报道中,“无形的意见”最终取代了流荡着激情、承载着启蒙愿望的报道方式,新闻也开始回到“常态”。
但变迁并未改变新闻报道的内在精神气质,那就是对社会不公、邪恶、愚昧、荒诞、专制、腐败等社会现象的否定和批判,并一以贯之地体现出一种对社会和人的关怀以及对社会进步的渴望。新闻专业主义的价值旨归,就是对社会责任的承担和对“公共利益至上”的呼唤,以报道推动社会整体的进步和发展。尽管新闻报道在叙述风格上表现出中立、客观的特点,但这并不是丧失立场,而是真正摆正自己的位置,谨慎看待手中话语权力的一种成熟理性的表现。对于许多新闻从业者来说,对自身所负“天职”的自觉意识,从80年代至今,并无变化。只是80年代起主导作用的是政治使命感,而在当下,对职业立场的强调更加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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