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疑精神与批判意识：中国新时期新闻传播研究成果

1.记者主体意识的确立

人们常常用“翻天覆地”来形容1978年以来的中国社会，正如80年代名噪一时的政论文《中国改革的历史方位》中写到的：“生活在变，观念在变，人在变，一切都在变。兴奋、惊愕、困惑、期待……袭扰着每一个人。”[16]伴随意识形态中心化价值解体，思想领域的动荡随之而来，“一个动荡的时代，常常使人们对既定的价值发生疑惑，时时变动的秩序则往往使人们对固有的结构产生疑问，‘天经地义’本来说的是无须怀疑的道理，但是，‘天崩地裂’则使这些不言而喻的道理失去了基础”。[17]“在上帝死了之后，人们各行其是，尽管没有一个明确的总体方向可依靠，但对于个人而言，需要依据自己的判断来做精神选择。”[18]从“总体性社会”走向“复调社会”的最大变化是“社会”不再是国家完全支配下的统一体和附属，而成为新兴力量谋求和彰显自主性的领域；相应地，人们的精神生活不再由抽象的总体性来安排，而需要在个人独特生活经历中打开自己的精神世界，这成为80年代以来几乎每一个中国人都要面临的精神生活新景观，这一过程同时也意味着自我的发现和主体意识的确立。

思想文化界大力倡导的“新启蒙”运动应和着这一时代的精神，发出“重建人的主体性和主体意识”的时代最强音。一时之间，“高扬新闻工作者主体意识”也成为新闻界的热门话题，时任新华社上海分社社长的沈世纬对主体意识作了这样的解说：“所谓主体意识，就是记者作为社会实践活动的主体，对自身具有的能动性、创造性和自主性的确认。”他还谈到，在主体意识的建构过程中，记者要树立这样的意识：“宏观意识、竞争意识、创新意识、调研意识、群体意识。”[19]简言之，主体意识即独立地观察、判断、选择和报道事实的动机和能力。对于记者来说，主体意识的确立，就是要用自己的眼睛观察，要用自己的头脑去思考，摆脱传声筒的角色定位。

长期以来，传媒人以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为己任，做党的宣传员曾经是新闻工作者职业修养的重要内容。1980年代初，对新闻工作定位的主流观点是：“新闻工作的作用就是发挥宣传者、鼓动者和组织者的作用。假若有的同志喜欢用传播这个词，是不是可以这样说，我们要传播新闻，更要传播真理；要传播事实，也要传播观点；要传播信息，也要传播事物的本质，总之，要通过新闻事业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而不是离开它。”“我们从来不是以旁观者的身份，对待各种事物。作为党的新闻事业宣传者，要向自己的读者宣传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思想体系，要做好启蒙的教育工作，争取人们逐步提高共产主义觉悟，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和遵守纪律的人。”[20]在主流观点仍占据统治地位的同时，新闻界也有了多样化思想的苗头，新华社社长穆青对“散文化新闻”“实录性新闻”的提倡，就是试图从形式层面冲破新闻报道的那些清规戒律。

不过，80年代前期的新闻改革仍然是在官方意识形态的框架下，探讨一些改良性的措施，直到80年代中期，当我国思想文化界开始从传统文化的渊源以及中西文化的对照中探讨中国改革的现状和问题时，一批中青年记者受此启发和影响，他们深层的主体意识迎来了一次顿悟，在许多新闻记者身上，我们可以观察到那种学者式的思考和追求，也可以体会到一种全新的文化意识正深深地影响着他们。正是由于这种充沛的文化意识，他们大胆地冲破了“宣传”思维范式的框架，从新闻界长期遵循的政治化总体逻辑中挣脱出来，开始用全新的思维和视角来观察生活，反映社会，完成了作为新闻传播者主体意识的一次升华。在他们身上，我们看到更多鲜明的个性意识，个性意识的树立也必然使集体意识单一价值观受到挑战，而个性意识正是主体意识的重要表现形式，为了强调这种意识，有记者甚至用《我就是我》来为自己的文集命名。主体意识同时还指向深沉的人民意识，“扎实地读懂中国社会这本大书，用学者的眼光观察和审视生活”。当然，最重要的，主体意识是对自我精神独立性的确认，不做任何一种理论的奴仆或组织的传声筒，“宁愿用不够准确的语言去表达一个新的趋势、观念和社会现象，也不愿用无懈可击的语言去表述众所周知的事实”。[21]无论是对事实的选择，还是对事实的观照，都建立在主体的思想上。正是主体意识的确立，新闻工作者的质疑精神和批判意识才逻辑地生长出来。

2.质疑精神和批判意识的彰显

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中国的新闻媒介与政治力量的结合非常紧密，结果必然是新闻媒介成为“工具”和宣传的功能单一，记者的主体性萎缩，成为集体意识的代言人，1980年代中后期，随着新闻传播者主体意识的确立，人们开始重新审视新闻与宣传、新闻与政治之间关系的合理性，表现出极强的质疑和批判精神。(www.xing528.com)

要解读这个时期新闻传播者的质疑精神和批判意识，就无法避开当时的思想状况。整个80年代，是要在“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精神废墟之上，重建人文精神的王国，因而兴起人文思潮。1985年左右无疑是思潮演进的一个拐点：一批精英知识分子开始了现代启蒙的追求，人文思潮进入第二个阶段，1984年到1985年左右成为“新启蒙”运动又称“文化热”的发端，此时也是新旧意识形态交替的转折时期。旧意识形态价值体系开始瓦解后，对诸多“传统”价值和观念的反思和质疑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新闻界的改革就是在这一思想状况和时代背景下展开的。80年代的“名记者”张建伟在多年后谈到：“1984年，那是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正在‘拨乱反正’的时期，怀疑精神——多年后我才知道，它是科学精神——正在悄悄降临到这片从不准怀疑既定的东西的国土上。”[22]承载质疑精神和批判意识的正是以张建伟为代表的80年代深度报道记者，他们创造深度报道这种崭新的文体样式和新闻报道种类，从题材、手法特别是思维方式上，呈现出反传统的精神气质，具有突破性的变化。作为一种崭新的报道样式，深度报道对新闻界固有的报道模式产生了冲击，也促进了新闻改革的深化。现在看来，深度报道的出现与当时的社会心理需求直接相关，也与当时新闻业发展不够成熟有关。而最有价值的还是它体现出的思维方式，以及其中彰显的新闻传播者对“传统”新闻观极强的质疑和批判精神。

深度报道的重要特点是“证伪”性思维，它所针对的是宣传范式下的“证实”性思维，这种思维方式是要求记者把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作为唯一使命带来的结果。社会学家的论述为我们分析这一新闻模式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在权力高度集中的传统计划经济社会，身份取向是比较突出的。身份社会所蕴含的‘定性、划线、贴标签’的思维方式主要体现在：事先设定，凡事总是预先问其性质、身份和名分，然后归类排队，贴上标签，上纲上线；抽象争论，热衷于争论事物在性质上的两极对立和身份上的高低，把两极对立看成视察一切事物的思维方法和高于一切的唯一标准。”[23]这一思维方式运用到新闻中则体现为所有的新闻报道都可以纳入“正”“反”两大类，“正面报道”是宣传先进，“反面报道”是批评落后，越是趋向“两极”的事实或人物，越具有新闻价值，而广大“中间地带”则因为“不典型”很少被报道。多年来，中国的新闻工作者已经习惯于“证实”性的思维方式，并自觉地将“证实”置于“政治审视”之下。“那时，我们还没有对所谓‘先进人物’的报道，有过后来的怀疑和反思。所谓先进人物的报道，一定要写成‘典型报道’，这是前辈记者教给我们的，是我们当时绝不怀疑的先验性经验。”[24]于是，新闻报道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事实赋予“意义”，这让已开始脱离“传声筒”角色的记者不由发出疑问：“记者便是干这个的吗？”这个问题代表了那个时代很多新闻工作者内心的疑问。

伴随着“新启蒙”运动的涌动，1980年代中期后，记者以精英身份出场，他们带着全新的理性思考，对几十年来新闻惯常使用的宣传模式提出质疑和批判，深度报道记者就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1985年，当《大学毕业生成才追踪记》问世后，已有业内人士开始注意到：“那时候开始了新闻范式的转化。传统新闻观开始崩溃，新的东西开始产生。”[25]自1985年底至1988年的短短三年中，出现了一批引起社会广泛反响的深度报道，比如《中国青年报》的《护士职业调查札记》《青年厂长经理改革探索启示录》《第五代》《中学生系列调查》《西部贫困探源》《命运备忘录》《中国铁路悲歌》《三十万临时工在深圳》等，以及《经济日报》的《关广梅现象》《一个工程师出走的反思》，《人民日报》的《中国改革的历史方位》《鲁布革冲击》《改革阵痛中的觉悟》等，这些报道反映的都是改革中最敏感的新问题、新现象、新矛盾，文中充满作者对这些问题的多层次、多侧面的反思，更不乏对社会弊端和滞后观念的揭露和抨击，具有强烈的批判色彩。

张建伟的《大学毕业生成才追踪记》之所以被视为深度报道的开篇之作，就是因为报道中首次突破了“非黑即白”“非好即坏”的两极式典型报道模式，“不是在报道成才的和未成才的大学生，而是在探讨他们成才或未成才的国家体制、社会环境和个体素质的诸种制约或激励因素。因此，报道的选材方向为之一变，不再是‘特别好’和‘特别坏’的‘两极’，而是选择最具普遍特征的‘中间地带’，进行‘全方位扫描’”。[26]1986年，樊云芳的《一个工程师出走的反思》同样是“中性报道”的典范作品；《定远农村青年恋人“私奔”采访记》这组报道运用了一种既不简单肯定，也不简单否定的分析方法，给读者留下了充分的独立思考的机会；《人民日报》的《鲁布革冲击》，以冷静的理性思维对管理体制中种种敏感的问题进行了剖析，展示了道德情感与经济规律的碰撞和摩擦，给人们以猛烈的冲击和启示；1987年，《经济日报》策划刊发的《关广梅现象》以一个极富争议性的人物——关广梅作为报道对象，引导人们关注和思考人物背后的敏感历史问题。关于大兴安岭特大火灾的“红、黑、绿”系列报道，记者跳出灾害报道等于救灾报道的窠臼，问题直指管理体制弊端、官僚主义作风、生态意识淡薄等问题。在中国新闻史上，“政治化”灾害报道的强大功能是歌颂“水火英雄”，灾难中的悲剧性则要被消解，灾难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则要避开，而关于大兴安岭特大火灾的“红、黑、绿”系列报道显然冲破了这一定势。

1980年代的深度报道一度成为“解放”了的新闻，具有文化上较为浓烈的开放性和反思性，而深度报道所代表的新闻现象和新闻观念的出现，与当时宽松的政治环境有关，新闻的触角得以伸向传统体制和观念下形成的“禁区”。“从新启蒙运动开始，知识分子慢慢地从体制中心向体制边缘发展，向民间发展，开始建构起一个民间的思想界。民间思想界的建构与知识分子的独立意识，是他们试图在权力系统之外建立一个独立的思想文化系统。”[27]80年代中后期，也就在新启蒙运动兴起之时，新闻界也逐渐开放理论话语空间，在关于新闻的认识上，以“启蒙主义”的“精英”文化为背景的启蒙话语对主流意识形态的革命话语和阶级话语发起了挑战，欲与传统政治土壤上产生的宣传观念相决裂，体现出强烈的质疑和批判精神。如何评价在这个特定时代背景下所产生的新闻现象？我们应该认识到，质疑和批判的意义不在其内容本身，而在于它所指向的精神价值，正是质疑和批判精神的彰显，为中国新闻业开始摆脱政治话语的羁绊并向现代新闻传播迈进提供了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