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传播缺乏人文关怀

从新闻传播的发展历程和文化传统来看，我国的新闻传播具有一元化、单向性的特点，而欠缺多元化和人文关怀的传统。在新闻传播领域，表现为长期采用以政治宣传为社会主义的路线、方针、政策服务，媒体相对偏重于上情下达的客观报道，或以英雄人物、先进典型事迹的正面宣传来教育和引导民众，相对忽视对普通生命的关注和尊重。总之，意识形态功能始终是首要的，应该说，这是媒体人文关怀缺位的一个重要原因。

人文主义的基本出发点是个人主义，但在我国长期奉行的国家利益至上的权威意识形态下，集体主义更受到重视和推崇。在新闻报道中，宣扬“舍小家保大家”、顾全大局等思想仍然是媒体惯用的报道基调。2004年6月1日是南海伏季休渔开始的第一天，广东省和香港两地的媒体都围绕这个素材作了相关报道。通过比较两地的报道，发现两者最大的差别是香港记者从休渔给渔民生活带来的影响，以及休渔后渔民生活状况为角度进行报道；而广东媒体则从渔民衷心拥护政府决定，对休渔带来的暂时困难表示理解为角度报道。前者站在百姓的立场，报道中充满感情，后者则站在政府的立场，报道中相对欠缺感情的内涵。[43]立场和感情问题指的就是有无人文关怀意识，在国家的一项大的政策背后，往往有无数普通民众的隐忍、奉献甚至牺牲，一个具有人文关怀意识的报道应该反映这些普通民众的生存境况和生存毅力，反映他们的利益诉求，应该在政府立场之外也要兼顾民众的立场。但综观我国此类报道，我们看到的大多还是以宣传为本位的新闻，比如关于三峡移民的报道、关于“西部大开发”的报道，基调还是宣传式的，真正深入到百姓实际生活和真实处境的新闻在数量上没占任何优势。

除了政治文化传统的影响，我们也要注意经济因素对新闻传播人文关怀精神的侵蚀。人文主义是市场经济发展的结果，是物质生活变化在精神生活中的反映，它的出现也标志着世俗化时代的到来。在西方历史中，世俗化起到了消解“神圣化”和祛魅的作用，同时肯定个体的情感欲望和世俗关怀，它是人性觉醒的产物；中国当代的世俗化是伴随中国新时期的现代化历程而开始的，它由市场经济体制催化而成。在市场文化生产领域，商业逻辑按照赢利的目标去生产，而文化逻辑的生产目标是提升民众的精神以及审美的愉悦，现实中，商业逻辑危害文化逻辑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客观存在，在这个前提下，市场意识形态也会导致人文关怀的缺位。(www.xing528.com)

这种缺位集中体现在传播资源的配置方面。以报纸为例，1999年，有学者对1987年到1997年十年间报业市场进行考察时就发现，十年间，“以农民为读者对象的报纸失去的市场份额最多，即丢掉了原有的85％，1987年占有3.4％的市场份额，1997年就下降到了0.5％，有6种农民报从市场消失了”。[44]反观80年代，有人曾作过统计，“到1984年底，全国农民报共354种，比1983年增加58种，比1982年增加123种。农民报占全国各类报纸总数的22％”。[45]这一变化的背景是9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调整，农村丧失了大众传媒发展的经济基础和读者基础，报纸也相应进入了都市化和市场化的阶段，进而将城市人口作为主要目标受众，而农村受众和弱势人群成为忽略的对象。电视媒体的情况与报纸一样，目前中国的电视台已经超过3000家，真正把目光投向农村的电视节目屈指可数，在电视栏目中，大约只有十五六家开办了对农专栏。有学者谈到：“在今日中国方兴未艾的‘大众文化’，显然并未给此类‘大众’留有空间，或许没有人会怀疑他们正是当代中国社会语境中的‘大众’，而毫无疑问，（他们）是‘沉默的大多数’。”[46]传播权力的分配不公平，弱势群体的传媒缺失，必然使他们在新闻传媒上缺乏自己的声音，缺乏利益表达的渠道。

在“利益决定关系模式”的大前提下，新闻传媒为追求广告营业额和利益的最大化而不得不抛弃普通民众尤其是弱势人群。尽管许多大众化媒体走的是平民路线，但归根结底是把报纸当做企业，实施商人办报的战略，进而重视报纸营销、重视广告经营，这些是它们的共同特征。《楚天都市报》总编辑杨卫平就曾骄傲地称“自己是商人办报”，并且强调，“我是商人”。[47]《三联生活周刊》主编朱伟也曾经说过：“‘三联’不面向弱势群体。当然，客观上，这会有一个广告上的效应。”[48]在新闻传播实践中，人文关怀与媒介利益发生冲突是难免的，媒体作为经营机构首要的做法就是迎合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