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人性意识成为职业化新闻生产的要素
19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社会转型的加剧以及文化环境的变化,新闻传播领域出现了人文关怀潮流,以《东方时空》《冰点》为代表的栏目以强烈的人文关怀立场成为典范,也引起了广泛的讨论。但是早在1996年,就有业界人士对《冰点》的叙事模式进行过反思:“‘冰点’在作者感情的融入、采写过程以及对人性、人情较深的进入方面都有过人之处,但这些都是向文学迈进,这是我们在接受欢呼时应该十分清醒的。”[30]主编李大同曾谈到:“我们在为历史提供故事和细节方面,真正下了些功夫,尽管从专业标准上挑剔,还有许多令人遗憾之处,本来可以做得更好。”[31]不得不承认,尽管从新闻文体的角度来说,这些栏目开创了一种新的叙述方式,表达了独特的新闻趣味,体现了传播的人性意识,但人性化、个性化的视角也使得新闻报道带有较强的主观性和偏见,有损新闻的客观性。
2000年以后,很难再找到类似的引起巨大社会反响的栏目,主要原因是“新闻叙事以实践团体的形式存在,并在发展演变的每一个历史阶段由一个流行的范式所控制和牵引,正是这些范式,标识着采访写作的价值系统和技术系统”。[32]显然,自1990年代以来,“价值系统”和“技术系统”在发生变化。1990年代新闻生产的职业化过程还远未发展成熟,直觉和经验在新闻釆写和报道中占有很大分量,在某种程度上,新闻报道与记者的文风、个性和个人意趣有较大关联。但随着新闻专业主义理念在中国的传入,并与中国传媒的市场化、企业化、产业化实践相结合,新闻职业意识逐渐为中国新闻工作者群体所共享。“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是中国职业新闻人觉醒的时代。从90年代开始,一批市场化媒体发展起来,出现了一批职业新闻人。他们是按照新闻规范来做事情,而不是用以前的那种方式。”[33]由此,新闻传媒的操作也日益呈现出组织化、职业化特点。对于什么是新闻人的职业化,有研究者这样描述:“简单来说,就是用事实说话,而不是从概念出发。要平衡表达不同方面对同一事件的看法,而不是只表述一方面的意见。要尊重受访者,而不是无视他们的权利。是同受众站在同一水平线上,用他们喜闻乐见的方式讲故事,而不是居高临下地教育他们。”[34]职业化对新闻人的要求首先是客观报道,用事实说话,并能够平衡各方意见和看法;其次是平视而不是俯视受众,并采用他们最容易接受的报道方式:“讲故事。”其实,在新闻史上,新闻报道的故事化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其主要目的是为了使宣传的效果更好;80年代初,针对“文革”时期泛政治化的新闻报道,新闻界的新闻改革首先是要增强新闻的可读性,因而故事式新闻报道再次兴起。但彼时对故事化的提倡和运用还是被作为增强新闻传播的宣教功能的手法之一,并未成为职业习惯,更不可能内化为新闻传播者的人性意识。
随着90年代新闻生产职业化的起步,到2000年后职业化的发展,以及市场化的渗透,故事化新闻成为惯性选择,也成为对记者的一种要求。一些以做“硬新闻”而著称的栏目也非常重视故事化手法的应用,比如1996年开播的《新闻调查》,许多报道的成功与使用故事化手法不无关系,到2003年时,当时的新闻评论部副主任梁建增将节目的特点概括为“主题事件化,事件故事化,故事人物化”。[35]“现在,‘讲故事’已经成为国内记者的口头禅,他们对西方媒体的报道技巧大致心中有数,如多用动词少用形容词、开好头又结好尾、运用华尔街日报体’等。”[36]《三联生活周刊》的主编朱伟在谈到理想中的“周刊叙述”时,认为“应是从事件的细节出发,在新闻叙述中加入个人化,变成有血有肉有色彩的叙述,而不是报纸通行的新闻体”。[37]这种叙事策略和操作手法是媒介激烈竞争的结果,要应对生存与发展的考验,媒体必须不断地研究市场,适应受众需求,不断地改进报道方式,由此形成一种最受市场欢迎的新闻叙事方式。
所谓故事,简单说就是在某个环境下某个或某些人发生了些什么。故事由人生成,围绕人展开,否则事就没有意义,因此,故事化从表面看是一种叙事方法和受众策略,但更深层面体现的是一种人性意识,故事首先是关于人、体现人,其次要吸引人、打动人,既要有人性、人情的关注和表达,又要体现出记者深层的价值立场、人文关怀。操作方法背后起决定作用的是价值观念。(www.xing528.com)
2.人性意识成为新闻价值观念的基础
观念是人们对事物的认识和看法。因此,观念反映着人们的某种世界观和价值观,是人们的思想倾向、道德观念等意识形态的一种反映。新闻价值观念“直接体现人们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要受到人们的哲学思想、政治倾向、道德观念、文化水平、审美情趣等等的制约,新闻价值判断的背后是利益原则和利益维护”。[38]1990年代中后期尤其是2000年以来,社会转型所带来的种种变化和矛盾更加突出,与社会阶层多样化、价值认知主体趋于多元化同时并存的是社会严重的两极分化,社会结构的明显断裂,社会的信任体系和道德体系遭到破坏。90年代初期思想界的“人文精神大讨论”是对初露端倪的物质主义、道德和价值观迷失的反思,当喧嚣的热潮退去,人文主义思想以更加隐蔽的方式沉潜下来,而重点转向了对作为公民的个体的价值、尊严、权利的思考,人文主义理念正在被多数人接受,并成为重要的社会价值观。“社会价值观是关于价值的一定信念、倾向、主张和态度的系统观点。在社会生活中往往起着评价取向、评价标准、评价原则和评价尺度的作用。受众群体性的价值观往往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新闻传媒,使新闻传媒对此不能不闻不问。”[39]近年来新闻在传播方式上的变化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昭示着人性意识正日益成为一种内在的价值尺度规范着新闻实践,有研究者注意到:“中国传媒新闻报道方式的演变中,还发生着另一个观念的变化,即人的价值逐渐被看重。……我们的媒体已经意识到,以人为本是全社会的共识,这个理念无形中会逐步内化为多数新闻工作者自觉秉持的职业理念。”[40]应该说,这是90年代新闻传播人文关怀潮流的继续和深化。
新闻的报道角度从“事实的世界”向“人的世界”倾斜,人的价值和命运成为“事实”之外的重要关注对象。记者着力挖掘和探询人的行为动机、思想感情,以及推动事件发生和发展的人的欲望和观念,当然最终目的是形成事实之间的逻辑链条,以阐释新闻事件背后的深层意义。这种倾向与记者对新闻的认识有关,新闻的一个重要属性是与社会个体的关联,缺乏这种关联性,新闻也就很难具有较大的价值。这类报道往往选取某个人或某一群人的经历、遭遇或生存状态,来反映当时一些社会矛盾和体制上的缺陷。在这些取自个体人角度的报道中,“人情”成为一个亮点,记者往往将社会进步的步伐、社会利益的诉求、社会生活的脉动、社会道德的进退放在人情的领域进行思考和追问。须知民众的情感和心理本就是社会风尚和价值观的发源地,而他们的情感挣扎和矛盾也是社会矛盾的反映,从这个角度说,关注人情的世界也就是关注人本身。即使我们承认新闻是对事实的报道,但落脚点还应该是“人”,是新闻事实和事件中人的作用、人的观念、人的情感以及事件对人的影响等一切关于“人”的因素。2000年以来许多新锐媒体就是以此为角度对重大社会问题进行报道和揭露的。比如《财经》杂志在2003年所作的关于非典型肺炎的报道,落脚点也是人。《南方周末》自1990年代末期以来对许多突发事件和社会问题的报道也同样体现出这一倾向,比如调查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犯罪问题的《“砍手党”阿星》,反映西北地区代课教师生存现状的《最后的代课教师》,拷问举国体育制度的《举重冠军之死》等,这些报道都是从人的角度去反映社会问题和矛盾,而小人物的命运也得到了最真切的再现。
新闻传播价值观念的取向,决定着新闻传播活动的目的。以“人”为新闻价值观念的基础,从形而上的层面说是对人的生存意义、生存价值的终极关怀,而从形而下的可操作层面讲,它是对个人自由、社会公正、平等和进步的关注。人文思想的核心是突出社会的主体、发展的目的、文化和价值的中心——人的位置,使作为现代观念基础的“现实的个人”,成为现代社会发展、现代文化建构的基本出发点。这一点逐渐成为现代化过程中的中国人所重新认知的理念和价值观,新闻传播也以此为尺度去进行新闻选择和报道。当我们回顾近年来那些经典的新闻报道时,我们可以发现它们的共同特点都是:超越简单功利评判,展示复杂变动的社会现实,关注人的自由和尊严,进而呈现出鲜明的人文关怀的特征。而人情的显现,使这些报道具有更丰富的内涵。这些变化体现了新闻传播者人性意识的增强,它影响和主导了新闻传播者的职业意识、思维方式、价值准则、主体意识等,成为支配其新闻活动、新闻行为的一种思想规范。它成就着生动、自由的传播过程,是合乎人性的传播活动,对中国的现代化有着积极的影响。应该说,近年来社会进步的主要表现是人文思想逐渐深入人心,而新闻传播人性意识的觉醒正是适应社会变革的表现,也是其本身进一步发展的必然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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