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意识在新闻传播中的确立成果

1990年代以来，在思想文化界的人文关怀思潮的影响下，新闻媒体开始反思拜金主义思潮对大众媒体的价值体系和道德规范的猛烈冲击，并试图重构一种建立在社会责任意识之上的价值追求，中国的新闻报道开始体现出更加鲜明的人文关怀意识，“以肯定人是世界的中心，倡导人们尊重人、关怀人、为人的自我价值的实现和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最大发挥提供一切条件作为新闻报道运作的核心”，[23]其实质是以人为本的报道思想和运作，从更深入的意义来讲，此举也意味着以人性为本。人性是历史地生成的，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结构和内涵，“总体来看，是个‘人度’上升的趋势，每个时代都有其时代主题、时代任务，时代精神即是这一主题和任务的直接体现，每一时代有其时代的理想，人文精神是这一理想的表现”。[24]因此，人文精神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主题，目的是要重新认识人性，呼吁人性的回归，在被摧毁的人性废墟上重建人性的大厦；90年代则进一步确认人的尊严、价值、权利与符合人性的各种需求，同时树立起抵抗物质主义的精神坐标。

如果说80年代新闻传播人性意识的回归还只是停留在较浅的层面，那么进入90年代后，新闻传播中的人性意识则进入观念的深层，体现出新闻观念的大转变和飞跃。在新闻实践中，可以发现“突出人性和人情的新闻可以说在90年代中后期的新闻作品中呈现遍地开花之势，新闻所展示出来的世界明显已不是只有革命豪情，还注入了眼泪和笑，这多少让人觉得这样的生活更接近真实”。[25]1993年5月，定位为“电视新闻杂志”的《东方时空》开播。同年10月1日，《东方时空》的子栏目《生活空间》正式提出“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的口号，创作宗旨是“对每个个体的尊重”，[26]这种以尊重个体的存在价值为基本出发点的态度和理念，不仅对观众，而且对当时大多数中国的媒体来说，都是比较独特和前卫的。编辑陈虻反复强调要使传播者的位置从高高在上变为平视，要以平等和真诚的态度去表达对被拍摄的普通人的尊重。而《生活空间》的开创意义正体现在对每一个个体的尊重，这是中国的大众传媒第一次有意识地对平凡又普通的小人物的生命意义与价值进行的关怀与思考，以“老百姓”替代“人民”体现了新闻观念的重大突破。“人民”是一个总体性概念，“个人”在这一概念下是被遮蔽的；“人民”属于政治话语，而“老百姓”则突破了这一话语框架，同时容纳了“个人”。这一话语的转变冲破了新闻传播领域数十年来的政治化“宏大叙事”的框架，将平民百姓首次作为新闻表现的对象，而且其中并不负载任何宣教的功能，正如陈虻所说：“不要在生活中寻找你要的东西，而要努力判断生活中到底发生了什么。”[27]《生活空间》开播两年后，1995年《中国青年报·冰点》创刊，对普通人的关注始终是该栏目的宗旨，主编李大同说：“我反复强调的是要关注人群的命运和生存状态。”[28]在《冰点》版面，普通百姓的生存状况首次出现在主流的报纸媒体上。过去新闻传播领域所熟稔的那一套语言秩序开始解体，而代之以多角度展现社会生活，发掘其中隐含的社会底蕴。至此，新闻才开始实现了从“人民性”到人性的转变。

如果说《东方时空·生活空间》和《冰点》栏目开创了把普通人作为新闻报道对象的先河，那么《南方周末》的《百姓记事》专版则为普通民众在公共媒体上的表达开辟了通路。自1998年11月20日起，《百姓记事》正式成为专版，通过这个版面，在绝大多数媒体上被遮蔽和始终沉默的普通人找到了倾诉和表达的场所，成为纸质媒体“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的绝佳范本。(www.xing528.com)

从《生活空间》《冰点》到《百姓记事》，新闻的视角前所未有地深入中国社会的微观层面，贴近社会中的每一个人，直面人的生存状态，因此能够真实地反映人的生活，真实反映以人为中心的社会现实。由它们引领，一度以来，新闻媒体掀起全国范围内的“平民故事”热，对个体生命与价值的尊重的人文关怀，在各种传媒中得到普遍的体现。这一变化反映的是新闻观念的重大转变，从以媒介和传者为中心向以受众为中心变迁，新闻与受众之间的关系开始走向平等。这是中国的新闻传播在20世纪90年代向大众传媒本质回归的重要特征，既体现出新闻价值观的变迁，也表现为表达形式上对大众接受心理和审美趣味的尊重。观念变迁体现在新闻内容上，表现为记者开始将发现新闻的眼光转向那些社会生活的实体性内容，新闻的镜头开始从“上”往“下”转移，报道的基调则由抽象的“宏大叙事”转向微观的“社会学分析”。这些变化实际上暗含着媒体在价值立场上的变化，过去被遮蔽的“个人主义话语”开始冲破“意识形态话语”设定的条条框框，终于浮现在90年代的新闻传播中。如果说“意识形态话语”体现的是具有高度“集权性”的“一元化报道模式”的特征，那么“个人主义话语”的出场则反映了社会价值观走向多元后新闻的人本特征的彰显。

在20世纪90年代新闻媒体的人文关怀潮流中，中国的新闻传媒真正深入变动中的社会，贴近社会现实和百姓心态，践行“向生活的深度和广度进军”的口号，写就“一本中国百姓的生存史和思想史”，体现出“以人为主体，以人为对象”的思想，和“对于人的关注”的人文精神和人性意识。在报道中，“意识形态话语”中的“人民”被还原为具体的、各不相同的个体，而且是有尊严、有价值、有权利的个体，而人文关怀的最终落脚点，恰恰是个体，而非抽象的群体。因为，“现实的个人是社会历史的出发点，而只有在人的主体性发育成熟之际，在人的个体性从社会网络中独立之际，在抽象理想编织的海市蜃楼消隐之际，现实的个人才可能从历史和思想的泡沫里浮现出来，成为历史哲学和社会哲学的逻辑起点。现实的个人是真实的社会主体，是创造历史的主力，是人化了的人自身，这正是现代人文精神的起点”。[29]从这个意义上说，90年代中国的新闻传播真正开始具有现代人文主义和人文精神的内涵，因为个体本位正是现代人文主义的基本价值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