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主义思潮的发展与中国新闻传播研究

20世纪80年代初对人道主义的讨论仅限于党内理论家，讨论的内容也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范畴之内，尽管它在一定程度上有对主流意识形态“越界”之嫌，但总体上是一致的，它们互为依托，共同推进了思想解放的历史进程。随着思想解放的深入和人文思潮的推进，到80年代中期后，一批精英知识分子开始了对现代启蒙的追求。

“主体性”是启蒙思潮的重要方面，是“1980年代中国社会思潮主流的哲学符号或形而上表达”。[16]在哲学领域，主体性是一个重要的范畴。1981年，李泽厚发表《主体性论纲》，直接影响当时的思想状况。受此启发，文艺理论家刘再复在1985年第6期《文学评论》上发表《论文学的主体性》一文，提出了著名的三论：“性格组合论”“文学主体论”和“国魂反省论”。文章的主旨是重新肯定人的主体性，认为主体性既包括实践主体性也包括精神主体性。刘再复对主体性的肯定实际上继承了第一次人文主义思潮中所提出的“人道主义”思想，由此引发的理论探讨形成了80年代中期的第二波人文主义思潮。

在“主体性”讨论之外，80年代中后期在知识分子中间还兴起引介西学的热潮，并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反思，又称“文化热”。文化学者甘阳曾经谈到：“很多人认为中国之所以没有现代化，是因为‘中国文化传统’有问题，所以用西方文化作对照来批判中国文化传统，成为80年代中期‘文化热’的主流。”[17]所以，应大规模地引进西方文化。在当时，多种介绍西方文化的丛书影响极大，这些丛书的出版在“文化热”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比如1985年出版的《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主要介绍了从古典到现代的西方人文主义思潮。在众多知识分子的努力下，整个80年代，中国思想文化领域导入了大量的西方学术资源和话语。但是，“不管使用哪一套西方话语，要干的还是同一件事，那就是批‘左’，批‘文革’，走民主和科学的道路。不同理路只是不同角度，共同的价值核心是对人的重新肯定，对个人的重新肯定”。[18]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化热”也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思，因此“文化热”也被称为“新启蒙”。(www.xing528.com)

对于20世纪80年代的启蒙运动者来说，人的解放、人性的复归、人的自由和人的尊严，始终是“主体性”的内涵要素。为了凸显人的主体性，必须打破传统集权体制套在人身上的枷锁，将自我解放出来，回归人的本性。这些思想显然已超越了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内对人道主义的探讨，更接近西方人文主义对“人”的理解：个人不是国家、民族实现自己目的的一个工具，而是一个独立的存在。这一时期理论界对人的价值、人的主体性、个性解放等问题展开了孜孜不倦的探讨，而重建人的主体性，正是“新启蒙”运动的重要目标。在由“新启蒙”运动引领的人文思潮中，现代性、启蒙、民主、理性、自由等令人眼花缭乱而又激动万分的话题和理论往往与“主体性”概念交织在一起，构成80年代中后期人文话语的不同表达，不管是在理论界还是社会生活中，都引起空前关注和热议，它们本质上都属于反对“文革”、反对专制的思想解放思潮，在这一点上，知识分子具有普遍的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