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人文主义起源于西方,但学界对中国文化中的人文主义思想也一直都有研究和讨论。冯天瑜教授在《有关“人文”的几点辨析》一文中考证出中国古代文献中最早提到“人文”一词的是《周易》,他认为在中国文化传统中,“人文”一词与“天文”“天运”相对应,“人文”的原初意义包含有三个层次:“其一是与自然天象相对的人类文明或文化,从中显示出中国文化中‘自然/文化’的区分和对立是早有传统的;其二是与自然事物定数相对的人事人理,也就是自然规律与人的主观能动性之间的区别;其三是将‘人文’理解为‘化成天下’,作为对‘人文’的最早阐释,已包含了后来中国‘人文’非常强调‘伦理教化’的功能的意思。”[6]由此,冯天瑜教授认为:“在‘远神近人’,以人为本位这一点上,中国古已有之的人文传统与欧洲文艺复兴的主流思想有相通之处,故以‘人文主义’翻译欧洲文艺复兴思潮‘Humanism’不无道理。”[7]张岱年先生也认为,儒学的中心思想是关怀人生价值,即肯定人的价值,肯定人贵于物,肯定现实生活的价值;虽然,儒家更肯定了道德的价值,所谓道德即是生活所应遵循的原则,在一定条件下,为了实现崇高的道德理想,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总的来说,儒家认为人的价值、生活的价值、道德的价值三者是统一的。所以,张先生认为,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以“人”为中心,儒家思想是人本主义,是古代的人道主义。[8]
但是,在人文主义的内涵上,不少学者认为“人文主义”有“西方的”与“中国的”两种含义。“虽然两者具有共通性,但意大利模式的人文主义在中国是不存在的,意大利人文主义与中国历史上的人文主义性质不同。”[9]
笔者认为,人文主义是中国文化基本精神的重要内容,人本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调,是中国古代各种哲学派别的关注焦点。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政治主题和价值主题,始终围绕着人展开。欧阳修曾云“人者万物之最灵也”,古希腊哲学家罗泰戈拉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在某种程度上,东西方的人文主义观有一定的相通之处。但是,两者的差异也是很明显的。
第一,“中国古代人学的根基是以血缘宗法关系为核心的家国同构的集体主义、看重人伦日用的经验主义、内圣外王的伦理主义、当下直觉的审美主义。通过儒道互补的方式,中国古代人学在把握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方面,形成了独特的风格与智慧。”[10]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本主义思想,由于具有明显的重人伦轻自然、重群体轻个体的倾向,过分强调个人的义务和道德人格的独立性,而不重视个人的权利和自由,因此与近代西方资产阶级人本主义有着质的区别。[11](www.xing528.com)
第二,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最初意义指向包括对宗教、迷信、权威的反抗,随着西方历史的发展又充实了关于自由的内涵,尤以政治意义上的自由为基础,并强烈指向精神自由的价值追求,基于此,人文主义因此就包含着理性立场和批判精神,这种精神在中国文化中虽不缺失,但不是主流。
第三,按照冯天瑜教授在《有关“人文”的几点辨析》一文中的考证,中国的“人文”与“天文”是相对应的,“文”的本意是“花纹”的意思,引申为“规律”,天文是天的规律,人文也就是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规则及规律。中国的人文虽然也强调了教化作用,但其目的不是为了人的解放和自由,而是为了政治统治的需要。因此,中国古代的“人文”一词与民主、平等的政治观念没有本质的关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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