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具有历史意识的研究者来说,对40年来新闻传播发展和演变的思考、总结始终是一个挥之不去的情结,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所处的时代和社会。对这个话题的研究有取自宏观政治、经济角度的,有以媒介文化为角度的,还有从新闻文体角度进行思考的,而以人文主义为角度则是一个新的尝试。
要在人文主义的语境中探讨新闻传播,首先需要对人文主义这一概念进行梳理和界定,因此,“人文主义”一词成为本文的逻辑起点。困难在于,人文主义不是一个思想派别或理论学说,要全面把握人文主义的历史内涵和精神实质非常困难。按照福柯的说法,它是一个“主题”,是“一组超越时间、在欧洲社会的一些场合重复出现的主题;这些主题总是与价值判断连接在一起”,[1]正因其开放性和不确定性,阿伦·布洛克在《西方人文主义传统》一书中以“人文主义传统”来命名这些“重复出现的主题”,在阿伦·布洛克的研究中,人文主义作为一个历史范畴,它的理论内容和表现形态一直都处于流变中,按照西方人文主义在历史上的发展特征,阿伦·布洛克把人文主义传统划分为文艺复兴时期、启蒙运动时期、19世纪及现代几个阶段,并从历史的宏观角度广泛地论及哲学、政治、经济、艺术等领域内的人文主义传统,这些传统都涉及不同时代的理论主张。比如文艺复兴时期肯定人的尊严和价值,要求个性解放,追求利益和世俗的幸福,反对禁欲主义和蒙昧主义;启蒙运动时期倡导人人自由、平等的社会契约论思想;现代人文主义关注人的非理性特征。但总体上说,这些思想或理论主张都不同程度地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相关,它们从不同层面强调人的本质、价值、使命、地位和作用,也显现出人性、主体性、人的本质力量不断拓展和强化的历史过程。历史上,人文主义是极具包容性的概念,它将诸多现代观念内在地连在一起,建构了现代文明全新的“人性逻辑”。如果对其进行梳理和归纳,人文主义至少具有三个方面的意义和价值:首先,人文主义可以作为一种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其次,我们还可以从社会政治角度理解人文主义;最后,人文主义是一种世界观和价值观,它的所有思想都是以人为最高尺度和价值归宿。
综上所述,尽管人文主义并非严格的理论学说,但在历史中它有自己特定的背景及特定的内涵,在一定的范围内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在明确其内涵的前提下,人文主义可以作为思维工具和理论切入点,去解析认识对象。
在中国,“人文主义”这一概念在20世纪的文化讨论中也经常被使用,在一些关键时期一再登场,比如“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和新时期。“‘新时期’与‘五四’及欧洲启蒙运动之间的历史对位,构成了极具意识形态意味的隐喻式历史大叙述。”[2]依循这种历史对位关系,我们可以从人文主义的视角来看待新时期的某些“一致的历史意识和文化想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进入“现代化”历程后,人文主义思想作为一种具有现代文化特征的价值观念不断影响着人们的情感方式、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成为某种具有代表性的社会心理或曰“时代精神”,从而对历史的发展产生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当下的中国,这种作用更直接地表现为诸多思维范式的变革。比如,政治领域提出“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和谐社会”等新的执政理念,经济领域强调“科学发展”,文化领域提倡“人文关怀”,这些观念或主张的出现,都与人文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不无关系。
从新时期的历史来看,人文主义思想在当代中国的传播首先是思想解放运动的成果,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方针及其在实践中产生的社会效应,归根结底,是对人的解放。1980年代的人文思想主题是反对政治异化、呼唤人性复归,最终实现由“政治逻辑”向“人性逻辑”的转向。1993年正式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后,又在实践验证基础上实现了更深层次的“人的解放”,此后,与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同步发育起来的现代文化观念如平等、自由、科学、民主、法制、效率、人权、个性等,构成中国当代人文主义的具体内涵。因此,中国当代人文主义既包括西方现代化过程中的基本精神,也有自己的时代特色,各种内部要素相互联结相互促成,构成一个与经济基础和政治基础相匹配的意义框架。(www.xing528.com)
本书将这一意义框架作了拆分,将代表着人文主义的思想成果划分为三个方面,并分别使之成为论述人性意识与新时期新闻传播、理性精神与新时期新闻传播和民主观念与新时期新闻传播的思想基础和理论来源,它们分别是:首先,呼吁尊重人性和人的主体精神,强调人的价值和权利;其次是弘扬人的理性,反对盲目崇拜和盲从,推崇科学和批判精神;最后是重视个体的权益和要求,重视个体的自由、独立、平等的民主观念。
从人文主义的角度来考察当代中国的新闻传播极具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从现实的角度来看,中国新闻传播在新时期也走上了关注人的生存、反映人的情感、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人文关怀之路。应该说,这是40年来中国新闻文化变革的主要内涵。正是以这一变化为依据,对照人文主义思想的三方面内涵,本书的一个基本判断就是:人文主义思想成为新时期中国新闻传播的主导思想,在人文主义思想的烛照下,新时期新闻传播焕发出新的价值内涵,种种变化反映了新闻传播对“时代精神”的呼应。在某种程度上,人文主义思想已经深入人心。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新闻界出现的许多问题,实际上都与人文主义的缺失有关,反映出价值观的迷失。人文主义最终要落实到价值选择上,它对当代新闻传播的影响较之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要深刻得多,因此从人文主义的角度考察新闻传播活动本质上是对其进行文化反思和终极关怀。于研究者而言,“体现出一种人文精神,对新闻传播的社会使命、历史责任有着深切的体认,通过自己的研究关注新闻传播在促进人们之间的平等、理解,增强相互依赖,实现和谐共生方面的作为等等”,[3]这正是本书的理论价值之所在。
然而,从人文主义视角开展对新闻传播的研究,一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长期以来,在新闻学研究中,从个人实践出发,以人性为基础,将人文精神作为重要价值取向的新闻学研究始终不占主流地位。[4]实际上,人的全面发展与新闻学的创新如一枚硬币的两面,回避人的问题的新闻学是肤浅的,而缺失了人文精神的新闻学研究,也遗漏了对终极关怀的注目。
鉴于此,本书试图把人文主义与新闻学研究结合起来,立足于当代并从人文主义这一视角来审视新时期的新闻传播,以揭示新闻传播与人的觉醒的内在联系。本书研究的问题是:人文主义思想在新时期中国新闻传播中有怎样的体现?从人文主义价值来考察当代新闻传播还存在哪些缺失?造成这些缺失的原因有哪些,有无改进的办法?理论的建构最终是为现实服务的,笔者试图在人文主义的语境中去梳理新时期新闻传播的发展,以人文主义为坐标考察现阶段新闻传播的缺失并思考其缘由,期望为当下和今后中国新闻传播的发展提供一点历史参照和理论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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