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谣中的爱情之花：花儿与少年

“花儿”本是心上话，

不唱是由不得本家。

刀刀拿来头割下，

不死了还是这个唱法。

这是流传在甘肃一带的一首有名的“花儿”。“花儿”又名“少年”，别称“野曲儿”，是流传在甘肃、宁夏、青海等地回、上、撒拉、东乡、保安以及汉族中的一种民歌。它是一种很有特色的高原民歌，它风格质朴，曲调优美，表达感情强烈，情调明快，具有浓郁的乡上气息，深受各族人民的喜爱。“花儿”是各族人民表达自己喜怒哀乐、悲欢离合之情的最好形式。无论是田问劳动的阿哥，拔草的柰妹，为生活潦倒走他乡、奔口外的受苦人，千里跋涉的脚户哥，黄木泛舟的筏客子，猎手，牧人，工匠……都是“花儿”和“少年”的创造者、传唱者。他们在劳动和生活中，往往不禁纵声“漫”起抒发心底衷情的“少年”。在劳动间隙，抬头远眺，山峦叠障，浮云缠绕，仿佛置身于一幅山水图画之中。人们放开粗豪的喉音，哼唱本地的山歌，声音粗涩，但俺不住歌里的真情，纵然生活困苦，但得之于先天的情感，并不因生活的压榨而泯灭，这是高原人民心中的歌。

“花儿”是一种形式短小的歌体，“柰“花儿”虽短意思深”。它不仅语言朴素凝练，意味深长，而且善于选择准确、生动、形象的字眼，表达完整的内容。“花儿”的一个共同特点是能传唱，全靠口耳相传，语言通俗、流畅、清新明朗，节奏明快富于音乐性，唱起来琅琅上口，听起来悦耳动听，凝练得像珠玉般的完整。另外色彩鲜明，状物写景，富有诗情画意，能激起听者的想象，自有一种音韵回环的兴味。甘、青、宁由于其封建社会的封闭性和生活在穷山僻壤这样特定的地理环境所决定，这里的人民都具有艰苦卓绝的忍耐性与简单朴素的生活方式，因此，“花儿”格调的悲壮、声音的高亢颤动、形式的单纯，都是从游牧民族的歌唱脱胎而来，不同于其他山歌的靡靡之音。虽然在内容上也是以歌咏爱情为主题，但是直率豪迈的气概，流露于音色字眼之间，充分地表现了明朗爽快的“西北精神”，与其他各地的民歌大异其趣。

“花儿”在内容上有倾诉苦情的“花儿”，有抒发爱情的“花儿”，有反抗封建婚姻的“花儿”，有宣传革命的“花儿”……

各族劳动人民对生活的愿望、理想和追求，在“花儿”中得到了充分的表达。

倾诉苦情的“花儿”，内容大都是揭露日益深重的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的黑暗现实，诅咒抨击统治阶级的罪恶。诉苦“花儿”是凝结着穷苦人民血和泪的苦歌。它像一面镜子，如实地反映当时社会的黑暗现实，讲述统治阶级残酷剥削下的悲惨生活。

流血流汗的整一年，

不够交官家的粮款；

叫三声“胡达”哭老天，

苦日子哪一天才算完。

像这样的诉苦“花儿”还有很多，歌中蕴含着穷苦人民流徙经年，受苦受累，仍不够交官家的粮款、捐税而悲天呼地的愤怒之情，并倾吐了对官家朝廷的刻苦仇恨和强烈诅咒，表达了人民强烈的反抗情绪。

“花儿”的名称，来自于爱情。生活在西北高原上的男女青年，经常用民歌作为传情达意的手段，向对方倾吐自己的爱情。

在歌中，男方亲呢地称女方为“花儿”，女方称男方为“少年”。

于是，称呼情人的名词，就变成了这种民歌的名称了。“花儿”与“少年”这两个富于情感的名称，也反映了这种民歌在内容上的基本特点，因此，情歌在“花儿”中的比重是很大的。爱情“花儿”是以爱情生活为内容，但爱情作为人们的生活内容，又同其他社会生活密切相关，它又是一个社会生活的窗口，通过这个窗口展现出社会的各个层面。因而，爱情“花儿”反映的生活面和表达的思想感情也就丰富得多，广阔得多。其中包括赞美艳丽青春，表达热恋爱慕之情的，和追求婚姻自由反对封建包办以及阶级压迫等诸多内容。

把“花儿”称作“少年”，这就明白无误地点明了爱情“花儿”所表现的一个内容，即赞美艳丽的青春，这是爱情萌动初期恋爱者对对方青春、模样以及人品的称赞，以此来表达内心的爱慕之情的。

“歌是心意的流露”。“花儿”被歌者们比作是“心上的话”，是“开心的钥匙”，把赞美同自己含蓄求爱的心意结合起来。

旧社会，劳动人民迫于生计，背井离乡，出外糊口，当脚夫、笺客子等苦工的比比皆是，这就造成了夫妻或情人的生离死别。于是表现痛切思念和离别之情的“花儿”也就像雨催蘑菇大量涌现出来。如：

半圆的锅儿烙馍馍，

蓝烟儿把庄子罩了，

握着面手送哥哥，

清眼泪把嗓子洗了。

恋人或夫妻的离别是最掀动人真情实感的时刻，“清眼泪把嗓子洗了”，把离别之苦抒发得淋漓尽致，在无奈的情绪里折射出一定的社会因素。

旧社会，青年男女的婚姻由于受“父母之命，媒的之言”的束缚，往往不能如愿以偿。相恋的不能结合，结合的又往往是不相称的，这就上演了一幕幕的爱情悲剧。“花儿”《姣姣女》就是根据民间流传的一个哀怨的爱情故事，由一个算命盲人编成“花儿”，在民间广为传唱。

姣姣女是当地出名的美人，结婚后夫妻二人恩恩爱爱，相敬如宾。这却遭致她的婆婆不满。这一年，轮到他家出兵役，她丈夫应征入伍。丈夫临别之际，对自己心爱的妻子放心不下，离别时委婉托母亲要善待姣姣女。他母亲假意应承，她丈夫这才和姣姣女洒泪依依惜别。

丈夫走了以后，婆婆认为虐待姣姣女的时机已到，命她每天放羊喂猪，把她当下人看待，稍不如意，就用鞭子抽打。姣姣女遍体鳞伤，苦不堪言。姣姣女忍受不了这种凌辱、虐待，想回娘家躲避一时，然而她的婆婆却找了许多事让她做，拖延时间，不让她回娘家。婆婆唱道：

“不叫你去，等到三斗三升的莱籽黄了，再叫你去。”

于是姣姣女只好含泪独自一人在无垠的田野中犁地、撒种、施肥、锄草、收割，凄凉地唱道：

“月亮哥，给我照亮来呀！喜鹊哥，给我作伴来呀！”(www.xing528.com)

终于菜籽收获了，婆婆这才大发慈悲，允许姣姣女回娘家。

然而婆婆却命姣姣女只能：

“翻穿破皮袄，头戴烂毡帽，足著西藏皮落蹄（西藏以牛皮自制的笨拙皮靴），驾着老狗拉着破车回娘家。”

姣姣女从娘家回来，婆婆反而变本加厉地虐待她，姣姣女不堪忍受婆婆的荼毒，在荒山苦工之际，自缢树林之中。当天夜晚，月明如画，所以月亮光下的婆罗树上，至今映有姣姣女的影子。这个哀怨的传说，在民间流传很广。

提到现代“花儿”，人们都会想起《在那遥远的地方》这首人人知晓的民歌，但不知道这首民歌背后的故事：

被誉为“西北民歌之父”的民族音乐家王洛宾，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音乐系。1937年，他和萧军、萧红等人结伴前往西北旅行，因为连日大雨，使他们一行受阻，在六盘山的一间客栈住下。就在那儿，王洛宾初次接触到了西北最原始的山歌。唱山歌“花儿”的女老板，有一个美丽的绰号，叫做“五朵梅”。

当王洛宾听到这样的调令后，他被“五朵梅”征服了，被这美妙的“花儿”征服了，从此他进入了丰富多彩的民族音乐世界，一生离不开大西北，再也没有回到北京。

1941年，导演郑君里去青海拍摄一部电影，邀请王洛宾参加演出。他们一行人来到了青海湖畔。

郑君里物色了一位千户长的女儿卓玛，扮演剧中的牧羊女。

王洛宾穿上了藏袍，跟着卓玛赶羊群。王洛宾在电影世界里过了3天真正的牧羊人生活。

卓玛是一个藏族姑娘，像山野里的鲜花，两只乌溜溜的大眼睛，衬着粗粗的辫子，金丝镶边的彩色藏袍，包裹着她健美的身躯。

导演安排王洛宾和卓玛同骑在一匹马上，王洛宾起初很拘谨，坐在卓玛身后，两手紧紧抓着马鞍，卓玛却突然纵马狂奔，王洛宾本能地抱住了卓玛的腰身。他们在草原上狂奔了许久，才收紧缰绳，在草原上踯躅……

黄昏牧归，卓玛将羊群轻轻点拨入栏，王洛宾痴痴地看着被晚霞浸染了全身的卓玛。卓玛回转身，羞红的脸深情地望着他。卓玛眼里闪动着火花，举起手中的牧鞭，轻轻打在王洛宾身上，然后返身走了。

王洛宾呆呆地站在栅栏边，痴痴地望着消失在夜幕中的卓玛，轻抚着被卓玛打过的地方。这个美丽而又奔放的藏族姑娘，给他留下了永生难忘的一鞭。

深夜，王洛宾徘徊在卓玛父亲的帐房外，毡窗落了下来，将那千户长的女儿和这位汉族音乐家分隔在两个世界。

第二天清晨，电影队离开了青海湖，卓玛和她的父亲骑了马，送了一程又一程，直到一个山坡上，才停住了脚。

王洛宾骑在骆驼上，不住地回头张望，随着驼峰起伏，驼铃叮咚，王洛宾心中的情感，化为歌声，唱了出来：

在那遥远的地方

有位好姑娘

人们走过了她的帐房

都要回头留恋地张望

我愿做一只小羊

跟在她身旁

愿她每天拿着皮鞭

不断轻轻打在我的身上

20世纪50年代，世界著名歌唱家罗伯逊，将这首歌曲当成他的保留节目，唱遍了全世界。

王洛宾的名字和他的代表作《在那遥远的地方》一起走进了千家万户，他终身将情感交付给大西北，“花儿”就是他的灵魂。

我国地域辽阔，由于各地各民族的历史发展、社会状态、自然环境、风俗习惯及语言诸方面不同，也就使得民歌显示出不同的色彩和情调。世界上没有比民歌更具有地方色彩和情调的艺术了。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打开各地民歌，那浓郁的生活气息和乡上风味扑面而来。作者们就像一个个能织善绣的能工巧匠，从生活中抽出各色彩线，运用民歌的各种体裁形式，将各地区壮伟的自然景物、古朴的民情风俗同生活中的各种人物、故事巧妙地拧在一起，绣出了一幅幅既生动感人，又风趣诙谐的金匾。每一幅金匾都呈现出不同风格的情调和色彩。这就是民歌的艺术感召力，它的自然风光和人情风味具有一种特殊的美的魅力，一下就将人引入它所描写的生活之中，使我们仿佛同作者一起，饱览了一番各地风光，不禁心旷神怡，耳目为之一新。使人得到审美享受，激发起人们对生活的爱和对美的追求，这就是民歌的魅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