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震少时在东山书院读书，宋徽宗政和年间（1111—1117）登进士第，此后担任过县令、州官，以廉洁著称。北宋灭亡的前一年，即靖康元年（1126）因精研《春秋》经传，被召为太学《春秋》博士，朝廷的制词称他“推明三家之同异，与诸生切磨，以求合于圣人之意”[1]。南宋绍兴四年（1134），在江西制置史赵鼎的举荐下，被宋高宗召见，由于精通《春秋》《周易》的精要之处而甚得高宗心意，不久便擢升为祠部员外郎兼川、陕、荆、襄都督府详议官。朝廷的制词称赞他“涉道精淳，存心乐《易》，强学力行，白首不衰”[2]。朱震晚年被朝廷起用，主要是因为他深厚的经学功底，颇得当时的高宗皇帝和在仕的理学家欣赏。任职期间，他把维护辖地的稳定和发展经济作为施政的主要策略，曾向高宗建议：“荆、襄之间，沿汉上下，膏腴之田七百余里，若选良将领部曲镇之，招集流亡，务农种谷，寇来则御，寇去则耕，不过三年，兵食自足。又给茶盐钞于军中，募人中籴，可以下江西之舟，通湘中之粟。观衅而动，席卷河南，此以逸待劳，万全计也。”[3]这些建议有利于安定生产，增加军备，也适应了高宗建国初以“守”为主的战略选择。
时隔一年，即南宋绍兴五年，朝廷恢复经筵，所讲内容多以《春秋》《周易》为主。朱震由于学术深博而被连续擢升八次，据史书记载，范冲、朱震为翊善，朝论以为二人乃“极天下之选”[4]。此间，他曾多次向高宗进谏，反对豪强兼并土地，官吏私加税赋，守令苛虐以及连兴大狱伤及无辜等事件。他还非常重视朝廷对于人才的选拔，认为君主有时可以降低自己的身份，选拔出身低贱的人作为臣子。他说：“以君臣言之，以贵下人，卑有时而逾尊矣。得贱臣者，苟利于宗庙社稷，则或出于屠贩、奴隶、夷裔、俘虏，不问其素可也。”[5]他又借泰卦说明君主应该重视人才，提防奸诈小人擅权作乱，祸害天下。纳兰成德以为“皆切中南渡君臣之病者”[6]。朱震还曾建议宋高宗，选任官吏应该慈祥仁惠并有治行之功，希望朝廷编撰《古循吏传》一书，记载古今良吏的实绩，作为激励。军事上主张君主任将不可不重，他注解师卦时说：“古者人君之用将，既得其人矣，跪而推毂，付之斧钺，进止赏罚皆决于外，不从中制，是以出则有功。”（《汉上易传·周易集传》，第34页）这些都是针对当时的军事形势而发的有价值的言论。
朱震自称在学术上受宋代理学家影响较大。他在《进易表》中称“以《易传》为宗，和会雍、载之论”（《汉上易传表》，第5页），这里所说的《易传》，是指程颐的《伊川易传》。朱震于六十四卦注解中，引用《伊川易传》达一百条之多。朱震虽不及二程之门，但与谢良佐关系密切。全祖望在《汉上学案序录》中云：“上蔡之门，汉上朱文定公最著。”[7]将朱震列为上蔡门人中之最优者。(www.xing528.com)
以上事实说明，朱震与朝廷内理学家交往甚多，其易学的部分思想，得益于当时的理学家。朱震虽以象数为易学研究的基础，但他对理学家以义理注《易》有所吸收，而且将理学常用范畴如体、用、神、化、道、性、命等纳入其易学体系，成为诠释易学的方法论和思想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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