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技术对身体的殖民：西方媒介效果研究的发展

在技术视角下，媒介生态学把媒介与技术看作可以互相替代的术语。“媒介即技术”强调的是媒介作为技术人造物所具有的物理特性，“技术即媒介”指涉的是技术具有和媒介一样的中介（mediation）功能。更为重要的是，媒介与技术都是“人”的延伸。

媒介延伸论的思想早见于芒福德关于技术和文明的论述中。他不仅把技术溯源至身体，还直言身体是最早的生命技术（biotechnics），“工具技术和由此发展起来的机械技术仅仅是生命技术的特定片段”^[72]。麦克卢汉把延伸论发扬光大：“我认为技术是我们身体和官能的延伸，无论衣服、住宅或是我们更加熟悉的轮子、马镫，它们都是我们身体各部分的延伸。为了对付各种环境，需要放大人体的力量，于是就产生了身体的延伸，无论工具或家具，都是这样的延伸。这些人力的放大形式，人被神化的各种表现，我认为就是技术。”^[73]

媒介生态学把技术根植于人类身体的自然属性^[74]，视人体为一切媒介之母^[75]，反映出一种特别的身体观，即“把身体看成对环境的技术干预的生产性源泉”^[76]。这种观点认为，“人是自然的组成部分，但也与自然相分离。人们有能力将自身及其周遭环境对象化/客观化（objectivity），从而发展出一些工具，开始根据自己的设计来改变自然世界”^[77]。换言之，延伸论认为身体是结构固定、能力有限的，是不完美的存在。它既承认身体的局限和不足，释放了媒介技术存在的前提空间，同时又赋予了身体积极主动的创造性，即为了回应外部环境压力延伸出媒介。媒介的出现就像普罗塔哥拉的神话所描绘的那样，是对不完全进化的、脆弱的人类的补偿，“是一种反对命运的工具，是一种修复了的残疾”^[78]。通过身体的技术性延伸，“人把一种存在的缺陷变成了一种特有的优点”^[79]。而脱胎于身体的媒介也不可避免地“具有人的属性”^[80]，成为“人身上最富有人性的东西”^[81]。如此一来，延伸论拉近了人与技术的关系，二者不再是冷冰冷的功利性关系。相反，两者缔结了亲密无间的组合关系，相互交缠，彼此依存。

对身体的重视与对媒介形态的重视一样，都是媒介生态学秉持唯物主义的表现。借用隐喻的说法，形态就像是媒介的“身体”，是其物质材料的呈现。媒介生态学认为媒介是身体的技术化外延，身体形塑媒介，反过来，媒介也形塑身体。因此，延伸论隐含了这样的意思：媒介或技术对身体的殖民及其尝试把宿主转化为新环境的伺服机制。^[82]

针对这一论题，媒介生态学者从不同的面向出发进行了探析。其中，麦克卢汉的研究最为集中且系统。麦克卢汉声称，“如果把一切技术看成是我们自己的延伸，那么一切技术的源头和结果两个方面显然是相互联系的”^[83]。在他看来，媒介的影响主要是身体的^[84]，首先体现为重塑感知比率（ratios of sense perceptions），其次表现为培养身体习性。

（一）媒介重塑感知比率

麦克卢汉的思维逻辑是“媒介物理性地延伸了身体；每一种新媒介技术出现时，人类感觉以及感觉的环境都将经历一场‘革命’”^[85]。他预设保持感知比率平衡是身体的本能。然而，身体的技术性延伸搅动了原本的感知平衡，以至于感官系统不得不谋求新的平衡。因此，媒介技术发展史也是一部感知变迁史。具体而言，原始社会中的部落人以口语为主导媒介，是强调声音的“耳朵人”。文字把部落人从“耳朵人”转变为“眼睛人”，并从部族中脱离出来。诸如广播和电视的电子媒介有望让分割肢解的视觉人回归为感知完整的有机整体，并且重新回归部落生活。(www.xing528.com)

感知比率的重塑还往往伴随着一种“自恋式麻木”（Narcisusnarcosis）的痴迷状态。凭借这种综合症，人把新技术的心理和社会影响维持在无意识的水平，对新环境及其影响焕然不觉。^[86]由此，媒介改变了“人类身体及其感官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也逐渐地改变了人类感官与世界的关系”^[87]。

（二）媒介培养身体习性

麦克卢汉宣称，技术以实现人的意愿和欲望来向人张开怀抱，并促使人回报以同样的姿势。除非刻意避开和躲藏，否则人们“就不能逃避对日常技术的永恒的拥抱”^[88]。一旦人开始拥抱技术就踏上了适应它们的路途。人们在第一次接触新技术时经常会遭遇强烈的冲击，“因为技术扩张立刻形成新的感官比率，新的感官比率又推出一个令人惊奇的新世界，新世界又激发各种感官强烈的新型‘闭合’或相互作用的新奇格局”^[89]。等到身体和社会把新型感知习惯吸收整合之后，“初期的震撼也就冰消雪融了”^[90]，而真正的革命也由此开始。因为，当一切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都去适应新技术建立的新型感知模式时^[91]，人就成了技术的伺服机制（servomechanism）。

在某种意义上，伺服行为是技术对身体的规训。每一种媒介技术都有自身内在的结构特征，人在使用它们时就必须接纳和适应其要求。认知心理学家詹姆斯·吉布森（James J.Gibson）将其归因于技术的“可供性”（affordance）。他创造该词用以描述特定生物在世界中可能性行为的机会。^[92]他认为，不同的物体或环境具有不同的特性，而不同的特性会导致不同类型的行为。这意味着在一个物体、材料或工具的特性与它被给予的用途之间有一种直接的、在某种意义上认为设计的联系。^[93]媒介亦是如此。它限制了人的挪用可能性，给身体实践划定了空间，规定身体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以及怎么做。

事实上，这就是媒介促使身体习性的养成。“习性（habitus）”是法国学者布迪厄创造的一个词，“用来提示具形动作/行动的习惯性本质”^[94]。他把习性定义为“持久的、可转换的潜在行为倾向系统，是一些有结构的结构，倾向于作为促结构化的结构发挥作用”^[95]。换言之，习性是“一系列既适应环境又足够持久，可以代代相传的性情、气质和倾向”^[96]。凯瑟琳·海勒斯把习性的形成归于身体的归并实践（Incorporating practice）。她用归并实践来表示一种通过重复的执行直到它变成习惯而编码到身体性记忆之中的行为^[97]。归并实践能深入意识觉悟之下，使身体获得一种无意识惯性。技术可供性迫使身体进行归并实践，不仅固化了技术重塑的感知模式，而且强化了身体适应技术结构的行为模式。这就解释了人成为伺服机制的深层逻辑。虽然麦克卢汉没有使用“习性”这个词，也没有言明是技术施加在人身上最隐秘、最强大的影响促成了某些习性的养成，但他发现技术创造了绝大多数人都深感茫然的感觉环境和信息环境。

显然，攻击麦克卢汉以及媒介生态学的学者并没有看到这些潜藏的事实。仅仅是“伺服”一词就挑动了人本主义者敏感的神经。在他们眼里，该词意味着“身体被剥夺了创造、抵抗或生成变化的能力”^[98]，意味着人丧失了主导权、控制权，继而失落了主体性和能动性，堕落为被压制、奴役的形象。他们坚守人与技术的二元对立和清晰边界，绝不容忍技术的越界。因此，他们急切地把麦克卢汉和媒介生态学判定为“技术决定论”。事实上，媒介生态学主张，古往今来人与技术之间都是“固有的共生关系”^[99]。它正视人对技术的修改，但也绝不抹杀技术对人的修改。正是这种人与技术相互联姻的视角把两者置于平等地位，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双方的紧张对立，不仅有助于纾解人们对技术的潜在焦虑和不安，也为重新思考人机关系提供了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