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踪“技术效应”是几代媒介生态学者孜孜不倦的探索主题。从媒介生态学的思想先驱刘易斯·芒福德对人类技术史的研究、雅克·艾吕尔对技术社会和技术环境的分析，到第一代媒介生态学者中的双星伊尼斯关于传播技术与文明变迁的阐述、麦克卢汉关于印刷技术和电力技术的论断，再到第二代领军人物波兹曼的媒介批评三部曲、翁的口语文化和书面文化研究，继而到如今第三代中的翘楚梅罗维茨对电子技术和社交情境的探究、莱文森对媒介的技术哲学思考，无不彰显出技术论题的显赫地位，由此也为媒介生态学增添了“传播技术学派”的称号。在媒介生态学看来，技术，尤其是传播技术，在人类传播和文化过程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因为它是象征、符号或资讯创造和传送过程中的基本结构，所以它就应该是传播学的基层性研究领域。[49]出于此种考量，媒介生态学奠定了立足技术的研究视角。也正因如此，媒介生态学常常被主流传播学研究加以“技术决定论”的指控，但事实上，媒介生态学者们早已自觉地、警觉地和“技术决定论”拉开了距离，而且特意选定“生态”为名来体现其科学主义的研究立场：
“ecology意味着某种科学取向的东西。虽然这并不意味着媒介生态学必然是一门科学，但它确实与既定的科学事实寻求一定程度的一致性。……该词还意味着系统论、控制论和混沌与复杂性的新科学。这将我们的路径和整体论哲学以及科学理论的前沿联结起来。……该词还让我们避免了决定论的陷阱。不同于用因果关系的形式来描述媒介的影响，该词认为存在更为复杂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环境可能伴随自然选择的这条线发挥作用。”[50]
一方面，媒介生态学明确宣示反对传播传递观和线性因果观，主张超越线性模式来思考传播和媒介效果。
经验学派所遵循的传播“5W”模式和香农-韦弗模式是“传播传递观”（a transmission view of communication）的典型代表。詹姆斯·凯瑞认为，这种观点把传播视为“一个讯息得以在空间传递和发布的过程，以达到对距离和人的控制”[51]。换言之，传播就是把信息从信源直接传给接收者。信息被看作是某种东西，由发送者注入（inject into）接收者的头脑中，而媒介则仅仅是发送的渠道（mere channels）。[52]传递观假设，传输完成主要仰赖于信源让接收者接受的能力及其实施信源意向的能力。这种传播模式主要通过测量对态度或行为产生的影响来进行检测。[53]凯瑞认为，传播的这一概念源自人类最古老的梦想，即希望增进信息在空间翱游时的速度与效率[54]，这导致研究者格外偏重媒介效果，往往忽视“考察各种有意义的符号形态被创造、理解和使用这一实实在在的社会过程”[55]，受制于传递观的行为主义或功能主义使传播研究裹足不前，只能在原地打转。[56]麦克卢汉更戏称传播传递观是“对运输的研究”，致力于探讨“如何将数据从A地运输到B地再运输到C地”[57]。这种传输理论就像只关注铁道上运输货物的火车，其“关心的问题是排除噪音，清除铁道上的干扰，让运输畅通”[58]。
媒介生态学主张将传播视为“一种现实得以生产、维系、修正和转变的符号过程”[59]。信息和渠道都由接收者在一个复杂的早已内化和认可的文化经验中来亲身感受。[60]与传递观的空间偏向相对，仪式观偏向，较为侧重社会的长久维系。它“更关注过程而不是信息，更关注媒介的偏向而非中性或嘈杂的渠道，更关注积极的参与而不是被操纵的或抵抗的接收者”[61]。他们期望“建构并维系一个有秩序、有意义，能够用来支配和容纳人类行为的文化世界”[62]。(www.xing528.com)
另一方面，媒介生态学强调媒介的遍在性——万物皆媒，是媒介捕获了他们的注意力和想象力[63]，是媒介帮助他们理解其他现象，“技术”只是他们研究的关注焦点，但并非媒介效果的决定性因素。
伊丽莎白·爱森斯坦（Elizabeth L.Eisenstein）在鸿篇巨制《作为变革动因的印刷机》（As an Agent of Change：Communications and Cultural Transformations in Early-modern Europe）的开篇就表明了自己对书名中“变革动因”（an agent）的基本观点和立场：“an agent表明印刷机是西欧变革的动因之一，我没有说印刷机是特定的变革动因（the agent），更没有说印刷机是唯一的变革动因（the only agent）。”[64]她还声称自己目的是丰富对历史的解释，而单一变数的解释与这样的宗旨格格不入。[65]同样，伊尼斯也“并未提出单因历史变迁理论，反倒经常提及法律、政治、经济、宗教体制，以及地理影响和各种形式技术变革的影响”[66]。就连文风恣意的麦克卢汉也曾在自己的书中发表声明：“本书绝对不抱决定主义的立场，笔者希望阐明社会变革的一个主要因素，它可能会真正地增加人的自主性。”[67]
在这个意义上，媒介生态学是对技术的祛魅、去神圣化，是与技术乌托邦或敌托邦论调相逆的冷峻思考和审慎剖析。媒介生态学并未深陷技术决定论的泥淖，而是试图透过技术的棱镜，在万物中寻找传递信息、形成关系、传播内容、创造意义、保存知识的方式；在万物中寻找把事物连接在一起，或分开，或介于其间的物质和方法。[68]艾瑞克·麦克卢汉更进一步提出，“真正的媒介生态学不仅必须研究现有媒介对文化的心理和社会影响，还必须针对媒介造成的破坏或改变用户文化与社会的影响，探索相应的补救措施。就像对污染物的有害影响进行控制一样，媒介研究也应如此。”[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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