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流传播学研究取得重要成果

然而，令人费解的是，虽然媒介生态学在20世纪60年代就已经问世，并且逐渐聚集了一群拥趸者，也陆续出版了一批研究成果，但却长期被主流学术圈所漠视。即便有知名学者曾在公开的学术场合或专业期刊上提及这一研究路径，也没能改变遭遇漠视的尴尬境地。

1973年，在美国口语传播学会（Speech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的年会上，波兹曼指出，当前的传播学研究存在着不同范式彼此隔绝、各说各话的问题。他提议应该选取一种能够反映整体视角、能够理解所有传播事务，并且能够有效地组织关注广泛多样的传播情境的研究范式。趁此机会，波兹曼向与会者大力推介“media ecology”这一看似怪异的术语以及他和同事、学生在纽约大学开展的媒介生态学教育（media ecology education）。他把媒介生态学解释为传播学媒介研究中的一种全新视角、路径和范式，一种方法论（methodology），一个探究的领域（a field of inquiry）。他还宣称，这种视角不仅能摒弃传播传递观，而且驳斥了“传播是在环境里发生”的观点。因为媒介生态学认为，传播就是环境，传播研究就是或应该是一种生态科学。此外，他还呼吁在座学者为解决媒介生态学当下的研究困境提供帮助，并真诚邀请他们参与其中。^[18]然而，事与愿违，如此大张旗鼓的宣扬并未引发学界同侪的兴趣和关注。相反，问世30多年之后，这一术语“仍然是人们在酒吧邂逅时比较得体的搭讪话”^[19]。

1982年，丹尼尔·切特罗姆（Daniel J.Czitrom）在其被冠以“媒介社会生态学”^[20]作品《美国大众传播思潮》（Media and the American Mind——From Morse to McLuhan）中“考量了美国人思想中有关现代媒介整体影响的三个主要传统（学派）”^[21]。除了以库利、杜威、帕克为代表的进步主义者和行为科学取向的实证研究之外，伊尼斯和麦克卢汉也位列其中。作者给伊尼斯和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贴上了“激进”的标签，认为两者“以不同方式强调传播科技的变革是历史过程的主要力量”^[22]。切特罗姆高度评价了伊尼斯的传播研究，并为其深刻的批判精神和民族国家情怀所折服。同时，他也对麦克卢汉的媒介思想进行了鞭辟入里的分析。在批评麦克卢汉“弃历史而就神话，忽略或扭曲了塑造媒介体制的历史和社会因素”^[23]之余，切特罗姆也赞誉麦克卢汉“至少让我们豁然发觉媒介环境是塑造现代感性的一个基本力量”^[24]。虽然，切特罗姆较早敏锐地察觉到两位加拿大学者思想的价值，自觉地把他们归为“媒介理论的一个流派”，并且较为精准地把握了该流派的思想内核，亦即“视传播媒介为历史过程、社会组织、人类感官知觉背后的主要改变力量而研究其性质”^[25]。但是，这一当时“最凌空激进的媒介理论”^[26]所代表的流派并未由此顺利进入美国传播学的主流话语中。20世纪的最后20年，主流学术杂志《传播学期刊》检视传播学研究状况的两个特辑就是佐证。

在1983年《传播学期刊》评估传播学科发展状况的特辑“领域的发酵”中，论文讨论明显倾向于聚焦经验研究和批判研究，只有詹姆斯·凯瑞和罗伯特·怀特提及了两位媒介生态学的研究，前者一笔带过地提到了伊尼斯，后者则较为详细地介绍了麦克卢汉。但两位学者一致把伊尼斯和麦克卢汉的媒介研究路径纳入文化研究或文化传播理论的范畴，而并未使用“media ecology”这一术语。林文刚把媒介生态学的这一境况描述为“在传播学‘领地’里虽然存在却被拒之门外”^[27]。1993年《传播学期刊》再次推出了题为“领域的未来”（The Future of the Field）的两期特刊，重新评估传播学的新动向。历史重演，media ecology这一术语再次被忽略。其中，虽有梅罗维茨撰文详细阐述媒介隐喻（media metaphor）——“作为环境的媒介（media as environments）”所形成的媒介研究路径，并逐一分析了该路径的媒介观、研究问题、研究方法。但是，他也没有用“media ecology”来指称这种研究路径，而是用“媒介分析”（medium analysis）^[28]来指代。

上述例证皆反映了一个不争的事实：虽然某些为媒介生态学的兴起和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的学者及其思想并未被彻底忽略，例如雅克·艾吕尔（Jaque Ellul）、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麦克卢汉、伊尼斯、波兹曼、沃尔特·翁等媒介生态学者，甚至其中不乏备受瞩目的学术明星或大师。但是，作为一个坐拥深厚思想传统、跨越多种学科、包含多维学术视野的整体研究范式，作为一个学术流派的“媒介生态学”似乎被主流学术界不约而同、心照不宣地无视了。在主流传播学研究中，媒介生态学成为了一个看似在场实为缺席的“隐形人”。(www.xing528.com)

若想深究媒介生态学艰难处境之缘由，需要抽丝剥茧、另起篇章。但从C.赖特·米尔斯（C.Wright Mills）所著《社会学的想象力》一书中或能窥见些许端倪，米尔斯在该书中对学院派系之争进行了精准微妙的分析。他指出，学院派系对社会科学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它的功能“不但是协调竞争，而且规定竞争的条例并分配遵循这些条例的研究成果的报酬”^[29]。在某一领域相互竞争的派系会根据彼此的相对地位来决定派系策略。

“规模小的，被认为不重要的派系自然会被那些占主导地位的派系希望给驱逐出去。他们的成员遭到怠慢、拒绝或被击败，最后从舞台上消失，没能培养出下一代。要一直记住：派系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塑造出学院的下一代。而说某一派系不重要则表明它在这种塑造中影响力不大。但如果有两个占主导地位的学派，每一个学派都有权势很大，声望很高的领袖人物，那么这两个学派间的关系将变为一个合并问题，变为一个建立起更大的行动联盟的问题。而且，如果一个学派遭到外人或其他派系的有效攻击，那么，首要的防卫策略当然是否认事实上不存在什么派系甚至学派。在这种场合中，政治家们展示了他们的特长。”^[30]

米尔斯的上述观点同样适用于媒介效果研究领域的派系之争。相较于经验学派和批判学派，媒介生态学诞生较晚，制度化创建的进程较为缓慢、过程较长，学术共同体成员少且分散，因而规模小、影响力弱。更为重要的是，它以媒介效果研究的“反叛者”面目问世，“一反行为模式，避而不用标准的实证研究技术”^[31]，以“全然不同于主流的新方法分析媒介”^[32]。这种唱反调的姿态遭到学术界主流范式的漠视也就不足为奇了。而把媒介生态学视为效果研究的“反叛者”至少有两个理由。其一，在更大的知识-历史语境下，媒介生态学作为一个研究领域或理论视角的出现部分是对当时占据主导的所谓的传播行政学派（administrative school of communication）的回应。^[33]它对经验学派的研究提出了尖锐的质疑和严厉的批评。其二，在媒介效果的研究取向、研究视角和研究议题等层面，媒介生态学确实有一套与主流范式截然不同的研究路径。反对者以“技术决定论”的标签对媒介生态学盖棺定论，以此话语策略全盘否定该路径的学术价值。此种情形在麦克卢汉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除了诟病其晦涩难懂的观点、偏离传统的行文风格以及缺乏规范的研究方法外，他也常常被指控为技术决定论者。借用这一标志，他的批评者“不主动接触麦克卢汉的思想就断然将其拒之门外”^[34]。兰斯·斯特拉特就曾尖锐地指出，“在学术界曾经出现过一场活跃的运动，这场运动抑制了对麦克卢汉媒介生态学的认真思考”^[35]。令人欣慰的是，时代证明了麦克卢汉的洞察和远见，也为他所代表的媒介生态学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论证自身理论价值的学术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