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媒介效果研究：从跨学科到后学科

从许多关于传播学历史研究的著作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个领域从一开始就具有惊人的“跨学科”性。创始人来自多个学科的重量级人物，如社会学的赫伯特·布鲁默（Herbert Blumer）和罗伯特·默顿、民意调查创始人的乔治·盖洛普（George Gallup）、政治学家拉斯韦尔、经济学家伊尼斯，文学批评家麦克卢汉、社会学家拉扎斯菲尔德、心理学家米德……不管他们的血统如何，早期媒体研究学者的潜在敏感性是开放和广泛的。^[70]事实上，传播学者们对跨学科研究的追求在1993年的特刊中已有充分体现：帕梅拉·休梅克（Pamela J.Shoemaker）敦促学者们探索“传播学与其他知识学科之间的联系”，提出传播学应“天然地适合跨学科研究”^[71]；戴维·斯旺森（David L.Swanson）更自信地认为“传播学就是一个跨学科的领域”^[72]。

但与此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跨学科研究带来的碎片化危机。“我们不只是借用现有学科的工具和想法，并将他们应用于媒体、群体传播动力学或医患关系特质……一些学者试图发明新的语言来描述学科间的对话，一直在反思过去、现在和未来，结果是一种新的困境出现了。”^[73]

罗森·加兰特对传播学这十年的发展表示了不满。他强烈希望经验研究与批判研究的结合，但实际情况却是这两种传播学研究的主要范式既不融合，也不对峙（confrontation），而是相互孤立，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自给自足。因此，他无限遗憾地说，今天传播学的特征不再是“骚动”而是“分裂”。^[74]

无独有偶，迈克尔·普福认为，传播学研究“在孤立的青蛙池塘中分裂式地发酵”，子领域层出不穷，呈现出明显的扩散化倾向。学者们热衷于在自己的“三分地”上深入挖掘，而疏于与其他学科专业的交流，使某些小领域成了一个新的巴别塔。^[75]

郎氏夫妇认为，传播学依然处于在学术领域中开创一块属于自己的“小生境”（niche）的过程之中。传播学以往的研究主要围绕三大议题展开：人类传播的特性，大众传播的效果，以及媒介系统与社会的关系。每一个议题都有各自的研究路径。但是数据库和统计学的处理技术不能解决所有问题，替代的方法是让传播学研究与文化研究有更紧密的结合。传播学的未来发展需要打开新的领域、提供新的观念，而不是为自己勾画出明确的学科界线。^[76]

休梅克以批判的视角评述了传播学在学术身份、理论、课程和效力上的危机。在学术身份上，传播学迫切需要其他学科对其学术身份与地位的认同，而不仅仅是把传播学的主要功能视为培养从事实践工作的传播者，因此，我们必须强调研究的理论性和课程的学术性。在理论上，传播研究者面临两大问题：一是量化研究虽然证明了很多假设，也有一些研究是从理论衍生而来，但传播学明显缺乏系统的理论建设，因此我们必须建立自己的理论，而不是依赖于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二是研究得出的理论常常被其他院系从事传播研究的同事视而不见，引用其他社会科学期刊的次数明显比他们引用我们学科的多，因而，必须在传播学与其他学科中建立联系。在课程上，批判性思维应该成为传播学课程的一部分，首先要大量开设每一个传播专业的学生都应该知道的公共核心课程，在此基础上再开设相关的技能课程。在效力上，传播学术研究的有效性受到公众和传播业界的双重质疑：你们在做应该做的事情吗？它们到底是什么？因此，休梅克提出，传播学唯有与其他学术单位和传播业界建立紧密联系才能在受到攻击时找到朋友。^[77]

罗森·加兰特认为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传播学研究范式缺乏“累积性成长”（cumulative growth），实体理论（substantive theory）、形式模型（formalmodel）与经验数据（empirical data）之间没有进行必要的互动。实体理论直接被用于解释经验性的事实和数据，而没有与形式模型相关联，甚至试图避开形式模型，这三者之间的重要联系因而被削弱甚至荡然无存。如果这种状况继续下去，传播学中最有前途的研究传统也会局限在描绘性、叙述性等基本层面而停滞不前。这一问题的解决，一方面需要人文主义导向的传播学研究者克服对形式模型的厌恶，另一方面社会科学导向的传播学研究者也应乐于吸收人文主义导向学者的建设性的洞见。实体理论、形式模型和经验数据三者之间需要更强烈的“结合（combinations）、比较（comparisons）与对质”。^[78]

罗杰斯和查菲合作用对话体形式撰写了论文《传播研究的过去与未来：聚合还是分离？》。罗杰斯使传播学继五大传统社会科学——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和人类学之后，成为第一个在美国大学中被广泛认可的独立学科，学士、硕士和博士的数量逐年上升。查菲则认为在“传播”这个大概念下存在着无数的子概念，甚至很多传播学者也把自己的研究作为文学和哲学批判研究的一个部分，传播学院或新闻学院建立之后，人们对他们的期望更多地在于技术训练而不是学术研究。罗杰斯反驳说，传播学正从内部开始学科建设，一系列专业团体和期刊的出现，便是明证。虽然差异性的确存在，但这是任何一个学科在发展过程中都必须经历的过程，传播学需要更多的时间，如今新传播技术的出现，在给予我们每一个人无限希望的同时，也需要一个新的、融合的理论。无论传播的介质如何——是大众媒介、面对面，还是互动技术，中心问题在于吸引学者们关注传播学统一理论的发展。虽然查菲提出传播学专业协会的许多成员来自其他更大的学科组织，传播学术期刊被引用和受关注的程度也并不令人满意，在一些知名私立大学中尚未有传播学院成立，等等，但他也不得不承认，传播学在学生人数、教师和学者人数以及教授的研究创新上都有很大的发展，他期望传播学不要只局限在学科内部自娱自乐，还应关注外面的世界，研究视野的一致性是建立传播学统一理论的前提条件，应该让进入这一专业的学生看到一个广泛的领域，而不是一个充满斗争的学科分支。虽然在对于传播学学术地位与现状的评价上两人有些许分歧，但在以下三个方面，他们却保持了较高的一致性：一是对施拉姆在传播学学科建立上的重要贡献给予肯定；二是坚持以历史的观念和眼光来评价、预测传播学的过去与未来；三是建立传播学统一理论的必要性和紧迫性。^[79]在这个意义上，聚合（convergence）或分离（divergence）并非两人对传播学基本认知、观念和发展趋势的争论，而只是对于传播学研究历史和现状描述及评价的差别。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全球数十亿人使用智能手机、平板电脑和联网计算机，这一现象成为传播研究的主要探讨议题，促使传播学的学术扩展趋势超越了任何其他学术领域或学科。同时，也使它变得越来越异质性、多样化和跨学科。传播学“概念上的区别和划分尤其丰富，如独特（idiographic）的与常规的（nomothetic），理论的与经验的，定量的与定性的，或者批判的与行政的研究。互联网对所有社会和社会生活领域中的个人、团体和组织的重要性日益增强，这使得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对这些发展进行批判性评估”^[80]。

苏珊·赫布斯特（Susan Herbst）在《学科、交叉和未来的传播研究》（Disciplines，Intersections，and the Future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一文中探讨了美国传播学研究的动态变化后，提出了“后学科”（postdisciplinarity）的概念。作者认为，随着传播学研究规模和地位的增长，传播领域将面临巨大的挑战。我们需要持续建设（building）这个领域，在学术领域证明我们的“附加值”，但与此同时，我们还要尽可能广泛地向其他学科开放。^[81]跨学科研究或教学仅仅意味着在两个或多个学科中调用专业知识，这与后学科现象不同，“后学科”意味着“对方法和主题的坚定的折衷主义”^[82]。“后学科”并不保留共同意识，也没有一个共同目标，它汇集了广泛的离散研究。它表明学科本身的组织结构不会成立，只有在社会和智力的有条件连接下才能产生学术和业绩。学者们不是在领域（fields）里工作，而是在材料（materials）和理论的交叉点上工作。^[83]

也有学者发出了回归“实践”的呼声。克雷格主张“捍卫实践学科”（For a Practical Discipline）。他认为，实践学科不仅仅是一门经验主义的社会科学，也不仅仅是一门实用技术或口语意义上的职业训练。一门实践学科可以在实践行为的规范性和技术性方面培养批判性、创造性和见多识广的思考能力^[84]，而“传播研究的本质目的就是为了让传播作为社会实践（praxis）有更丰富、更有效的规范与技巧，并为此发展出一套知识生产的根本性论述。向这一方向努力可令传播学内部更凝聚，也可协助社会解决其危机。”^[85]实践传播（Praxis communication）致力于寻找解决知识生产中权力不平衡的方法。鉴于全球正在发生的危机以及世界未来的不确定性，我们需要问：进行传播研究的目的和目标是什么？它向谁言说？我们为什么以及为谁进行研究？如何在公共场合传播知识？传播学研究的目的是什么？“传播研究必须以实践为基础，以实践为导向。……我们应该把实践理解为一种变革性的实践，这种实践旨在实现社会变革，使世界更美好，捍卫和扩大民主和参与，并为每个人的美好生活而努力。传播实践应该发酵为实践的传播（Communication practice should ferment to become praxis communication）。”为此，传播学学者和社会科学家一般应该扮演批判的、公共的、有机的知识分子的角色。^[86]

在某种意义上，“后学科”和回归“实践”是西方媒介效果研究超越范式探讨的终极思考。

综上所论，作为引领传播研究前沿、追踪传播研究动向的学术阵地，《传播学期刊》发布的四次特刊，不仅在传播学的理论、方法、范畴、实践等多个向度上提出了新的思考，而且也为经验学派与批判学派两大主导范式的媒介效果研究提供了对比性的深度解读。对于两大学派在媒介效果研究方面的批判性考察，不仅有助于分析其在各自领域所发挥的功能，更为重要地是寻找“对话”的契机与可能。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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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邱林川：《多元、对话与有机的传播研究：基于2018年JoC新酵母专刊的反思》，载《国际新闻界》2018年第2期。

[3]邱林川：《多元、对话与有机的传播研究：基于2018年JoC新酵母专刊的反思》，载《国际新闻界》201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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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Bernard Berelson.The state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J].The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1959，23（1）：1-6.

[32]Wilbur Schramm.The unique perspective of communication：A retrospective view[J].Journal of Communication，1983，33（3）：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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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邱林川：《多元、对话与有机的传播研究：基于2018年JoC新酵母专刊的反思》，载《国际新闻界》2018年第2期。

[37]邱林川：《多元、对话与有机的传播研究：基于2018年JoC新酵母专刊的反思》，载《国际新闻界》2018年第2期。(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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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Slavko Splichal，Boris Mance.Paradigm（s）lost islands of critical media research in communication journals[J].Journal of Communication，2018，68（2）：399-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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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Joshua Meyrowitz.Power，pleasure，patterns：Intersecting narratives of media influence[J].Journal of Communication，2008，58（4）：641-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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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Everett M.Rogers，Steven H.Chaffee.The past and the future of communication study：Convergence or divergence？[J].Journal of Communication，1993，43（4）：125-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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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邱林川：《多元、对话与有机的传播研究：基于2018年JoC新酵母专刊的反思》，载《国际新闻界》2018年第2期。

[86]Christian Fuchs，Jack Linchuan Qiu.Ferments in the field：Introductory reflections on the past，present and future of communication studies[J].Journal of Communication，2018，68（2）：219-2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