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起潮落中的理性思考

有学者认为，“领域的发酵”多少有点用词不当，“潮起潮落”是一个更恰当的比喻，因为前者错误地暗示了关于认识论和方法论假设的紧张关系的存在。然而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几乎没有证据表明《传播学期刊》的各种或相互竞争的方法之间存在紧张关系和真正的协同作用，（后）实证主义的、微观层面的、大众媒体研究具有明显的优势。相反，数据呈现出的衰落和再生模式可能带来新旧传统的协同增效作用，比如大数据科学与分析严谨性之间的对话，或者试图将方法论纯粹主义与社会责任重新联系起来。从乐观的角度来说，潮起潮落是一种有希望的景象，即当前的停滞是暂时的，新的骚动即将开始冒泡。^[55]

“关于批判理论和行政研究的争论已经在媒体研究界有了近80年的历史，但对于将它们分开或有可能将它们联系在一起的问题，却没有多少头绪。”^[56]因为，虽然批判理论和实证主义肯定是对立的概念框架，但批判理论和实证研究本身并非如此。人们可以将它们结合起来，而不是支持其中的一个反对另一个。……不同于实证主义视角下的“假定”（if-then），批判研究是一种未来导向的研究视角，它能预测“如果”（what-if）对人类解放和社会变革的潜在行动的后果。^[57]

娜塔莎·加斯特（Natascha Just）和曼努埃尔·普皮斯（Manuel Puppis）通过回顾当下的传播学路径，认为实证研究和批判研究的分岔导致了最早的学科危机。传播学者们将传播学理论与更宽泛的社会学理论相结合，探讨相关的社会问题。但传播学实证研究对数据收集和分析方法缺少反思。当今学者逐渐意识到实证研究和批判研究融合并举的可能性，开始共同深耕理论和方法。^[58]

在快速变化的数字媒体环境中，传播研究的最新趋势和主导范式是大数据分析和计算社会科学（computational social science）。然而，大数据分析固然“在传播研究的工具中增加了方法论的优势，增强我们理解世界的能力。但这种以定量研究为主导的方法通常会漏掉一些重要的问题——如何以及为何要进行网络交流（online communication）？网络交流的动机、期望、经历、政治利益、道德判断和感觉结构是什么？网络传播嵌入到何种权力结构和社会背景中？在社会和网络传播中存在哪些定性的、不可忽视的矛盾？”由于大数据分析是一个“专制主义的、纯数字的定量方法”，缺乏理论基础、批判性的探究和对社会哲学的投入，因而它常常忘记了学术界在教育方面的作用，未能理解社会中“知识的意义”^[59]。由此可见，经验研究与批判研究之间的区别和对话对于传播研究而言依然至关重要。

媒介生态学代表人物约书亚·梅罗维茨认为，伴随着传播学的成长，研究方法不断精细，每一种更复杂的方法促使了大量研究和理论的出现。但在这个过程中，传播学科虽然获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是也失去了构筑学科成长的共识性根基。“我们获得了丰富而有质感的学术成果，填满了几十本期刊和几十本书，让学生们接触到深思熟虑的、具有煽动性的观点，这些观点远远超出大众对媒体的论述，并为数百名学者提供了有意义的、终生的职业生涯。然而，早期媒体研究的相对一致性却就此消失，导致了不同学术阵营存在着更大分歧。但是，令人诧异的是，虽然各领域之间存在着观点的差异，但它们甚少进行广泛的辩论和讨论。媒体研究的每个子学科的成员都倾向于表现出他们的阵营有一个‘真实’的方法，这使得他们将注意力转向内部，而并不鼓励对其他方法的开放。”^[60](www.xing528.com)

在论文《权力、快乐、模式：媒介影响的交叉叙事》（Power，Pleasure，Patterns：Intersecting Narratives of Media Influence）^[61]中，梅罗维茨通过分析三种人类经验的叙事，提出这是研究媒介效果的三种不同方式：批判/文化研究、使用与满足研究以及媒介理论（medium theory）。“批判/文化研究将媒体视为社会、经济、象征和政治权力（以及控制和接触媒体本身的）斗争的场所（和武器）；使用与满足方法认为媒体是人们主动地和有意识地试图满足其个人和社会需要和愿望的手段之一；媒介理论认为，每一种传播技术都有物质现实，就像气候和地理特征一样，它们与人体和机构相互作用，以促进某些相互作用的可能性，并阻碍其他的可能性。”^[62]在一定程度上，这一阐释分别对应了批判学派、经验学派和媒介生态学的研究路径。权力、快乐和模式的叙述提供了三个关于人类存在的简单“故事”。每个故事都反映了媒体“对我们”或“为我们”做了什么。这些故事意在传递基本的真理：统治和支配是人类经验的方方面面；人类有意识地并积极地寻求满足基本需求，并在权力结构内外寻求乐趣；自然和人类创造的环境的结构，无论是物理的还是象征性的，都会促进某些类型的人类活动，同时限制其他类型的活动。然而，批判/文化研究、使用与满足和媒介理论都是作为对早期大众传播模型的反应而发展起来的框架，这些模型预测对媒介刺激的短期反应过于简单化。每一种叙事都是不完整的，在某种程度上“需要”其他叙事来讲述一个更完整的人类故事。^[63]

梅罗维茨并非简单地主张将三种研究路径相互融合，而是旨在“拥抱它们的功利主义多样性”。“我想到的类比是一个基本的工具箱，它可能包含锤子、螺丝刀和扳手。这三种工具中的每一种都是方便的，但并不是每种工具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有用的。同时，我也并不主张开发一种‘hamdriverench’组合，它是一种笨重的设备，很难用它来完成很多事情。相反，我认为媒体使用和影响的复杂性需要不止一种方式来思考。”^[64]因此，他建议用“多元化的工具包”来取代研究范式的重叠式整合。

从激情对抗的领域骚动到潮起潮落的理性回归，一方面体现出批判学派在范式迷失后的积极自省，另一方面在更宏大的意义上，使范式对话的思考超越媒介效果研究的视域，开启了传播学学科思考的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