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和1993年的两次特刊不但在当时引起了整个传播学界的大震荡，而且时至今日余威尚存。首先，参与讨论的学者都是传播学研究或社会科学研究中如雷贯耳的大家，如施拉姆、纽曼、卡茨、阿芒·马特拉（Armand Mattelart）、席勒、格伯纳、索尼亚·列文斯通、莫利、罗伯特·麦克切斯尼（RobertW.McChesney）等，这些学者的观点与主张对传播学研究起到了引导性的作用。其次，国际性的学术视野，参与讨论的学者，除了来自居于传播学研究中心地位的美国之外，还有英国、意大利、法国、瑞典、匈牙利等，不仅使论战最大限度地融合了不同学者、学派和国家（地区）的观点，而且使其产生了广泛的国际影响力，甚至对有些欧洲国家而言“从零开启了这个研究领域”[2]。最后，特刊中的论文成为许多院校传播学研究和教学的必读篇目，并在学术研究中被广泛引用。
随着传播学研究的不断深入，这两次特刊的学术内涵亟待进一步深化，于是《传播学期刊》分别于2008年和2018年在原有论争基础上不断延伸和拓展了传播学研讨的边界。正如2018年特刊的编者之一邱林川所言，“为了向格伯纳致敬，特刊取名‘Ferments of the field’：一来延续动态发酵、四两拨千斤的‘酵母’精神，二来Ferment后面多了个s，变成复数，代表传播研究已更多元。”[3]由此，这四次特刊的学术争鸣可见一斑。
1983年特刊的主要内容和议题包括：（1）传播学研究的历史回顾与理论介绍。如施拉姆撰的《传播学的独特观点：回顾性的考察》[4]、康姆史达克的《过去的遗产》[5]、尼古拉斯·伽汉姆的《文化唯物主义理论概述》[6]等；（2）有关传播学的学科地位、现状与未来。如罗杰斯和查菲合著的《作为学术学科的传播学：对话》[7]、杰拉德·米勒（Gerald R.Miller）的《评估一门学科》[8]、杰里米·坦斯托尔（Jeremy Tunstall）的《美国传播学研究的困境》[9]等；（3）英美以外的传播学研究。如马特拉的《技术、文化与传播：法国研究和政策优势》[10]、罗伯特·戈冉迪（Roberto Grandi）的《社会学方法的局限：意大利传播学研究的替代方案》[11]、Tamás Szecskö的《匈牙利的传播研究与政策：合作伙伴的规划》[12]等；（4）有关研究方法与范式的讨论。如威廉·梅罗蒂和罗宾·曼瑟尔合著的《批判研究与行政研究的争论：循环还是挑战》[13]、传播政治经济学者达拉斯·斯迈兹等撰写的《批判与行政研究：新的批判分析》[14]、卡茨的《人文学科和社会学的回归》[15]、郎氏夫妇的《传播学研究的“新”辞令：长远的观察》[16]、席勒的《信息时代的批判研究》[17]等。这样的划分或许并不十分精确，因为许多论文虽有各自的偏重，但都铺陈甚广，有些甚至对以上四个方面的内容均有或多或少的涉及。其中有关研究方法与范式的论题几乎占据了此次讨论的半壁江山。
相对于1983年的特刊而言，1993年的“领域的未来”呈现出若干新特点：从规模上来讲，论文数量成倍增加，编者共收到75篇提案和草稿，最终分两期共刊出48篇论文；在参加者上，参与此次讨论的学者既有传播学领域的名家老手，也有刚刚获得博士学位的新兵，而且有更多女性学者参与讨论。在议题方面，为了激发参与者的讨论热情，征稿时编者特意给出了5个有争议的命题，但在收到的来稿中，有些学者跨越了5个议题边界，有些甚至超出了编者的局限，因此，最终出版的两期特刊被分为7个部分，分别是：（1）传播学研究的学科状况；（2）新方向、新议程；（3）传播学研究与公共政策的结合；（4）受众与制度；（5）批判传统的反思；（6）寻找适用的历史；（7）学术战争。虽然议题有所扩充并进行了更精细的划分，但1983年的两大主题，“学术身份”与“研究范式”依然是此次讨论的重中之重。
2008年“交集”（Intersections）特刊相对规模较小，共刊发12篇文章。主编迈克尔·普福（Michael Pfau）在开篇之作《认识论和学科的交集》（epistemological and disciplinary intersections）中称，“这期特刊是基于这样一个前提——传播学者们几乎本能地对他们所熟悉的工具和他们所提出的问题做出反应，这使他们对认识论和学科交集的可能性视而不见。”普福希望借此提出一个传播学应该严肃思考的问题，即“我们的成果在多大程度上对跨传播学科的学者和相关学科的学者具有吸引力和重要性”[18]。因此，这期特刊主要涉及三个方面的议题：（1）传播学科发展及其跨学科性，如《探讨民族志的共同语言：传播学与人类学》（Toward an Ethnographic Lingua Franca：Communication and Anthropology）[19]、《传播学与经济学：帝国式学科、鲜见的合作》（Communication and Economics：Two Imperial Disciplines and Too Little Collaboration）[20]、《跨学科科学：传播与公共卫生之关系》（Transdisciplinary Science：The Nexus Between Communication and Public Health）[21]、《传播学与社会心理学的交集：接触点与差异点》（The Intersection of Communication and Social Psychology：Points of Contact and Points of Difference）[22]、《美国社会学为何放弃大众传播研究的深入说明》（Further Notes on Why American Sociology Abandoned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23]、《组织传播的演进》（The Evolution of Organizational Communication）[24]、《学科、交集和传播学研究的未来》（Disciplines，Intersections，and the Future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25]；（2）有关研究范式的思考，如《修辞批评中的知识主张》（Knowledge Claims in Rhetorical Criticism）[26]、《传播研究中的经验交叉：复制、多种定量方法和弥合定量-定性鸿沟》（Empirical Intersections in Communication Research：Replication，Multiple Quantitative Methods，and Bridging the Quantitative-Qualitative Divide）[27]；（3）效果研究的特定议题，如《最小效果的新时代？政治传播的变革基础》（A New Era of Minimal Effects？The Changing Foundations of Political Communication）[28]、《权力、快乐、模式：媒介影响的交叉叙事》（Power，Pleasure，Patterns：Intersecting Narratives of Media Influence）[29]等。由此可见，范式与效果依然是传播学领域的重要论题。
2018年“新酵母”特刊的主要内容可归纳为六个方向：（1）批判学派与行政研究；（2）主流传播学界中日益稀少的批判声音；（3）政治经济学与媒体文化研究领域的新唯物主义转向；（4）全球范围的传播研究；（5）数码媒介环境带来的挑战；（6）传播、实践（praxis）与有机的传播研究知识分子。[30]前两个议题都与传播学研究中批判学派与经验学派的经典对立探讨相关，众多学者提出，重新建构两种范式之间的对话机制将有助于批判学派重放光芒。(www.xing528.com)
作为传播学界里程碑式的特刊讨论，严格来说，并无可能单一地围绕媒介效果而进行，但它却在媒介效果研究中影响甚广。正如麦奎尔所言，传播学研究归根到底是媒介效果的研究，效果研究自始至终都是传播学研究的焦点。
然而，贝雷尔森在1959年无限痛惜地断言了传播学研究正在“枯萎”（withering away），其主要理由之一在于，传播学研究的“四大先驱”拉斯韦尔、拉扎斯菲尔德、列温和霍夫兰原本就来自不同的学科，只是在自己的研究领域中碰巧遇到了媒介效果问题，在完成相关研究后又纷纷返回原来的学科或转向别的研究领域。[31]
1983年“领域的骚动”的主编格伯纳却乐观地认为，恰恰相反，一个重大的、全新的学科正在诞生，正在“发酵”（ferment）。施拉姆在论文《传播学的独特观点：回顾性的考察》中开宗明义，首先肯定了传播学的学术身份。“对于已经建立起的‘技术’领域，如新闻和演讲，因为欧洲学院模式（European institutemodel）的运用导致了一门新学科的诞生，而不是现有学科的扩展。”[32]他反驳了贝雷尔森有关传播学正在枯萎的论断，认为传播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时期，传播在20世纪引起更大的关注是因为“一战”和纳粹宣传。它成为主要的研究主题是因为广播媒介对民主政治和儿童暴力行为的影响，同时希望它能加速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及更广泛地分享教育机会。其次，该文肯定了欧洲批判研究在传播学中的重要位置。施拉姆把传播学称为“学术的绿洲”，并认为“把美国作为这一新领域的全部是不公平的”，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末、被称为“批判”传播研究的欧洲传播学研究传统，虽然规模不大，但质量很高。批判传播研究学者以内在信仰作为出发点研究传播问题，这些研究问题常常是传播社会效果的马克思主义阐释。正如贝雷尔森所言，传播是他们“迈向更广阔研究问题的方便之门”。康姆史达克和郎氏夫妇在各自的论文中不约而同地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康姆史达克认为，传播研究中最老的话题是大众传媒在公共事务中的影响，贝雷尔森所谓“传播学正在枯萎”的说法之所以不正确的主要原因，一是技术的发展，尤其是电视的出现使大众传媒在日常生活中占据了主要位置；二是理论不断地在进行着自我修正，以求更准确地解释现实问题。因此，传播学研究重要的不是划分一个清晰的学科边界，而应考虑如何扩大外延并且使讨论变得更加得心应手。[33]郎氏夫妇提出，传播学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马克斯·韦伯，欧洲和美国一样在传播学发展史上占据着重要位置。几十年后，传播学研究回到了最初吸引学者眼光的地方——大众传播在政治、知识和现代社会文化生活上的效果。[34]
此外，就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式而言，批判研究对经验研究最大的质疑也集中在媒介效果研究上，在某种意义上，媒介效果研究是前两次特刊的起因和“靶子”，而有关经验学派和批判学派的范式对话是贯穿四次特刊的持续性议题。
1983年，时任瑞典哥德堡大学（University of Gothenburg）大众传播研究系主任的罗森加兰特在其论文《传播学研究：一个范式还是四个？》中对“骚动”做了详细解释：“确信无疑，这是一个骚动的领域。‘知识性骚动’：批判学者和经验主义学者激烈地互相斗争，互相轻视，或者，小心谨慎地去寻找一个暂定协议（modus vivendi）。‘国际性骚动’：来自旧世界和新世界的学者与社会科学家碰到一起，并且对对方奇怪的思维方式感到惊讶。来自第一、第二和第三世界的数据和理论把文化多样性带入了知识观点的冲突之中。‘政治性骚动’：激进的批评家、自由主义改革者和保守的现状维护者用传播研究来扶持他们的政治争论。”[35]用这一阐释来观照《传播学期刊》的四次特刊依然有很强的适用性。四次特刊所体现出的观念嬗变，不但折射出经验学派与批判学派两种范式对话的变化轨迹，更为媒介效果研究的未来发展指明方向。正如2018年特刊主编所言，“我们看到，时至今日，批判学派与行政研究之分野仍是传播学界的基本议题。两者间需要更多对话”[36]。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