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职妈妈：新自由主义与后女权主义的对话

从美学、文学等人文学科再到社会学等社会学科，性别研究和传播学研究已经成为一个具有明确学科地位的交叉领域。不过，基于不同的认识论与方法论，该研究领域已然分化出两种截然不同的研究范式，分别是以社会性别理论为主体的“性别传播研究”，和以传播学理论为主体的“性别与传播研究”^[1]。而媒介效果研究视域下的性别研究，一方面聚焦于传播中的女性元素——女性传播者、女性传播内容、女性受众；另一方面立足女权主义角度，着力阐释媒介塑造女性形象背后的刻板效应及其深层的霸权话语机制，试图寻求一个宣扬社会平等、性别平等的媒介场域。研究发现，这两种范式通常情况下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彼此交叉融合。

（一）作为媒介内容的女性

把女性作为媒介内容来呈现是司空见惯的。研究者们预设，媒介中的女性往往反映出内容生产者对女性的认识，同时映射出当下社会关乎女性的主流价值观。因此，通过对媒介内容进行分析，有望揭示媒体组织塑造女性形象的机制及其话语中流露的意识形态倾向。研究者们分析了媒体对体育中的女性、宗教国家的女性、职场中的女性、家庭生活中的女性形象的塑造，发现媒体本身普遍对女性存在刻板印象，进而影响了受众对女性的认知。

有学者关注到女性运动员在奥运会的媒体报道中也往往呈现出相对弱势的形象。运动电视中的女性的表现是合作而不是竞争。她们的运动技能和天赋被削弱了。这样她们就不会被认为是对父权秩序的威胁，即使她们可以从事体育运动（并且可以做得很好），她们也必须符合一个真正的女人的理想：吸引力、美丽、优雅、情绪化、软弱、情绪不稳定、依赖、自我牺牲和关心他人。^[2]有研究探讨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在斯洛文尼亚广播中对运动员国籍和性别的表现。通过定量的内容分析和定性的话语分析，发现“本土运动员在报道中被给予了更大的重视，而外国运动员则主要通过可量化的特征来描绘。男性运动员比女性会更多地被评论并且主持人倾向于分析男性运动员的赛事结果，而仅仅谈论女性的个性和身体特征”。批判性的话语分析揭示了“在许多国家社会中性别和国籍的概念都是不合适的”。还有研究者关注了土耳其伊斯兰报纸和世俗报纸中在正义与发展党十年执政期间对头巾报道的视觉内容。通过内容分析，发现两种报纸中，“女性戴头巾的数量都有所增加，且伊斯兰报纸中增加更为突出。除此之外，头巾的价格和身着头巾的女性也都有质的不同。”作者认为“伊斯兰报纸创造了新的理想的保守女性形象，且忽略了总体上日益恶化的女性现状”^[3]。

另外，成功的女性被越来越多地被定义为新自由主义的身份，妇女被标记为个性化、自主、自由选择、自我监测和自律的主体^[4]。这种后女权主义的身份特征变得日益资本化和商品化，与消费文化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并体现在无处不在的中产阶级母亲的形象中。有学者分析了英国媒体对”全职妈妈”的构建，这是一个在经济衰退及其余波中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的母亲角色。根据英国国家报纸对全职妈妈的报道（2008—2013）的内容分析，作者认为“全职妈妈是一个新自由主义和后女权主义的主体”。一方面，这些报道使人们对反女权主义的强烈反对变得更加复杂，而女性则又回到了被动的女性特质。另一方面，“它未能显著地削弱母亲的女性特质与新自由主义的纠缠”，并且区分了中产阶级母亲和工人阶级母亲^[5]。还有学者探讨了另一个关于家庭生活的重要场所——厨房，美食节目是将精英世界的大厨和妇女在厨房的日常家务联系在一起的结构^[6]。有学者分析了意大利美食节目女性在厨房的表现所引发的性别问题。在意大利，食品和妇女一直是作为一个整体来建构的，该文通过定性的符号学和性别分析，研究了意大利三大美食节目。结果表明：“这三个节目改变了传统的女性做菜、男性服务的模式。虽然它使家庭主妇的旧模式现代化，并没有把女人从厨房搬出去”^[7]。(www.xing528.com)

（二）作为特定受众的女性

把女性作为特定受众群体来进行研究并非鲜见。在媒介效果研究中，学者们往往将性别视为重要的因变量或调节变量，以此考察不同性别群体是否存在媒介效果差异。这种研究取向暗示，男性和女性之间存在差异，且不限于生理方面。已有研究发现：

第一，性别与媒介使用习惯有关。有研究将从性别差异及其心理起源探索这种差异性选择的原因，通过对在线新闻网站的进行了阅读实验，发现：“与性别刻板印象相一致，女性偏爱社会和人际交往的主题，而男人喜欢与成就和表现相关的话题，并且新闻受众的自我效能（self-efficacy）也影响到受众的喜好”^[8]。也有研究试图从受众角度回答在电视新闻报道中，对负面内容和小报类型的新闻制作风格是否会因不同的年龄群体和性别而异。结果显示：“年龄和性别的确影响观众对新闻内容类型和特性的喜好。与中老年观众相比，年轻的观众更倾向于消极的内容，而不是中性的内容。对于男性来说，对小报类型新闻的偏好比女性更强烈。”^[9]

第二，性别与媒介认知有关。有学者讨论了在政治领域中的刻板印象问题。研究者指出，人们在进行政治决策时虽然是审慎且细致的，但有可能下意识地受到性别刻板印象的影响。而这种刻板印象可以分为”自动的”和”控制的”两类，前者指”在一个群体和某些特征之间的心理联系，也就是说这种刻板印象会在遇到特定群体中的个体后被毫无意识且毫不费力的激活”^[10]。基于美国政治活动中以性别为基础的刻板印象（如女性政客会更可能支持堕胎，而男性政客会更可能支持增加军费预算），通过眼动监测（eyemovement）和参与者的自我报告（self-report），研究者考察了选民是否能够减少不受欢迎的刻板印象的自动激活。作者发现”信息环境对政治判断所产生的基于性别的自动刻板印象的影响，可能不会像当前的某些文献所描述的那样强大”。^[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