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人效果”假说最早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者菲力普斯·戴维森提出。1983年，他在《传播中的第三人效果》（The third-person effect in communication）一文提出：人们倾向于高估大众传播对他人态度和行为施加的影响[69]。具体而言，“人们在判断大众传播的影响力之际存在着一种普遍的感知定势，即倾向于认为大众媒介的信息对‘我’或‘你’未必有多大影响，但是会对‘他’人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由于这种感知定势的作用，大众传播的影响和效果，通常不是在传媒指向的表面受众中直接发生的，而是通过与他们相关的‘第三人’的反应行为实现的。即在评价大众传播的影响之际，通常会认为最大效果不是发生在自己身上，而是发生在‘他人’身上。”[70]有必要强调的是第三人效果不是一个关于公众舆论的理论，而是一个关于感知舆论及其影响的一个假设或一系列断言。[71]它代表了一种理解媒介效果的独特路径，因此吸引了众多传播学者的关注。
有学者梳理了1983年至2007年国外关于第三人效果的研究文献，总结了该理论的主要议题：（1）研究主题涵盖劝服性信息、选举信息、紧跟时事发展的主题、负面媒介信息、有关公共信息、文化差异等；（2）影响第三人效果的因素包括人口及社会经济变量（年龄、教育程度、政党倾向、宗教信仰等）、信息特性（负面信息、公共危机信息等）、信息接触行为（媒体可信度、媒体接触频率等）、受众个人认知特质（预存知识、涉入度等）；（3）解释第三人效果的心理机制包括归因理论框架、乐观性偏见框架、认知基模框架、社会比较框架、自私自利的偏见等；（4）第三人效果的影响：第一类是限制媒介内容进行测量；第二类是其他类型的行为，如节食、移民、支持反恐政策等。[72](www.xing528.com)
十年之前，第三人效果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假设的实证研究、对作用机制的解释、对影响效果强度诸因素的探寻，以及对第三人效果之影响的分析。过去十年内，第三人效果研究的领域疆界并无多大扩展和突破，相反，学者们通过一个又一个具体、精细的研究夯实了该假说的基础，增加了其深度和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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