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程设置研究的“向心”趋势则集中体现在以下研究中：
第一，议程设置效果的影响。该理论假设在传媒内容与受众认知度之间存在因果关系。[56]有研究就检验了议程设置对投票行为的影响，研究者从2002年至2004年采用面板数据（panel data）对来自美国亚利桑那州、佛罗里达州和科罗拉多州的青少年进行了调查，检测学生参与有关2002年竞选活动的公民教育和讨论是否为长远的公民成长提供了推动力。结果表明，议程设置是政治社会化的一个关键内在过程，有助于政治倾向的结晶（crystallization），进而影响对选举的参与程度。[57]还有其他研究者通过检验第二级议程设置和不同类型的政治参与之间的关联，证明议程设置效果在媒体使用和政治参与之间起到了中介作用。[58]
第二，议程设置效果的解释机制。有研究区分了议程设置效果的两种解释：议程提示（agenda cueing）和议程推理（agenda reasoning），前者指新闻报道中纯粹事实的影响，后者指新闻报道内容提供解释问题重要性的理由之影响。在线的实验研究表明，在前述两种过程中的一个关键中介变量是把关信任（gatekeeping trust），亦即信任媒体基于对问题重要性的判断所作出的报道决定。具体而言，缺乏议程理由（agenda reasons）的纯粹线索更容易影响对媒介把关有较高信任度的人，而有议程理由支撑的线索则对那些持有较低信任度的人更具影响。[59]
第三，新媒介环境下的议程设置。拉舍尔·纽曼（W.Russell Neuman，et.al）等研究者利用新兴的“大数据”来探索传统媒体和社交媒体议程之间的关系。他们发现议程设置不是从传统媒体到大众的单向模式，而是一种复杂和动态的互动。大量证据证明社交媒体所反映的公共议程并没有被传统新闻媒体提供的新闻议程所锁定或机械地联系在一起。社交媒体提供了充分的证据表明他们对特定问题的关注和问题的框架并未盲目依赖，而是相当独立于传统媒体、官方机构发言人和专业新闻组织的声音。[60]这一研究发现与肖的观点不谋而合。肖认为议程设置理论正在吸纳所有媒体，它不仅依然能用于解释传统媒体，同样可以用于观测新媒体。而且新老媒体常常共同运作，传统媒体倾向于提供关于我们思考什么的重要观点，而新媒体提供了如何思考的方式。[61](www.xing528.com)
第四，议程融合和网络化议程设置。前者探究人们把媒体的公民议程（civic agenda）和重要参考社区（valued reference communities）融入个人观点和经验中来创造一个满意的世界图景的方法，后者研究事物或属性的网络化媒介议程对事物或属性显要性的网络化公众议程的影响，是第三级议程设置（the third level of agenda setting）。[62]克里斯·瓦戈（C.J.Vargo）等人通过运用一系列计算机科学方法，对Twitter上的大型数据进行分析，发现了支持议程融合的证据，并进一步验证了网络化议程设置（NAS）模型。[63]
另外，有论文对1996年至2005年主要传播学术刊物的议程设置研究文献进行了分析，勾勒了该理论的知识图谱。[64]作者发现，主流传播学杂志如《新闻与大众传播季刊》（Journalism＆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政治传播》（Political Communication）《传播学理论》《传播学期刊》和《国际舆论研究期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Opinion Research）为议程设置理论研究提供了重要平台，成为其主要的研究阵地。17家学术刊物上发表的175篇论文成为1996年至2005年议程设置研究的重要引文来源。该文还指出，有明确的证据表明麦库姆斯和肖在40多年前提出的议程设置学术路线一直保持活力，并且富有成效。[65]而议程设置研究经久不衰之根本在于，它始终探索一个重要命题：人对其所处之社会环境的感知过程。[66]该理论的一大优势是具有高度灵活性，因为“它的过程可以通过多种方式与数据来呈现”[67]。但是，也有研究者认为应该谨慎思考议程设置的边界问题，因为他们担忧研究范围不断扩张以至于脱离了最初的理论假设[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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