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虽然培养分析理论至今仍备受学者青睐，积累了大量研究成果，但是，其也面临诸多质疑和挑战。但与之相反，培养研究的新分支主张先建构一个多样的培养指标，然后检测哪个指标与重度收视最相关，再把最强关系作为培养效果的证据。
虽然培养分析理论至今仍备受学者青睐，积累了大量研究成果，但是，其也面临诸多质疑和挑战。詹姆士·波特批判性地分析了已有的相关文献，发现培养理论研究逐渐突破和逾越了格伯纳最初设想的界线。首先，“培养”的概念发生了变化，现有文献呈现出了三种不同的定义：第一种是由伯格纳提出并终生维护的定义；第二种定义源于研究者所使用的操作实践模式；第三种定义则从一般社会化视角来操作，在探讨媒体影响个人的各种方式时基本忽视了伯格纳所提出的概念化观点。其次，研究逐渐从宏观层面缩减到微观层面，从长时间考察转变为短时期检测，对意义的分析也逐渐从讯息转移到接收者。再次，研究思路也发生了变化。伯格纳主张先进行讯息系统分析以确定广泛的意义，然后再用这些意义来指导培养指标的建构。但与之相反，培养研究的新分支主张先建构一个多样的培养指标，然后检测哪个指标与重度收视最相关，再把最强关系作为培养效果的证据。除此以外，越来越多的研究采用一种认知路径来检测人们如何记住媒介讯息，并利用这些记忆来建构他们对培养指标的反应。波特总结指出，虽然培养分析理论激发了大量检验其观点的测试，但是它们忽视了制度分析，忽视了伯格纳解释的系统本质，未能产生更多超越简单计算的讯息系统分析来参与具有决定意义的更有挑战的任务，未能产生更多超越交叉调查的培养分析测试来检测时间的作用，也未能产生超越描述研究结果的文献回顾来发现建构意义的综合模式。[46]即便如此，波特还是认为，作为一个解释媒介效果切实可行的系统，如果培养分析理论把它的核心观点精确地表述清楚，并且激发研究者去验证，它依旧有潜力向前发展。(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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