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把培养分析理论应用于媒介暴力研究上，学者们还把研究主题扩展到了媒介内容对癌症认知、国外移民印象、少数族群印象等方面的影响上。这一方面检验了信息与认知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也印证了培养效果的存在。例如，有论文关注了新闻报道和移民问题，作者发现本地媒体对外来移民的报道影响了当地居民对移民群体的包容性和接纳度。[42]还有学者声称，本地电视新闻对癌症的报道影响了观众对宿命论的信仰。他们提出，电视内容的总体模式很可能塑造社会信仰，但是特定的内容类型可能比其他类型的内容更具影响力。[43]
还有学者把培养分析理论应用到美国之外的地区，检验了该理论在不同文化语境下的适用性。例如，有研究者在日本考察了电视对观众关于传统性别角色态度的影响。该研究在东京进行的抽样调查结果表明：培养效果的方向及强度在不同的亚群体（subgroups）之间存在差异。即使在控制了几个相关变量之后，许多受访者（如女性、高学历受访者或政治温和派）对性别角色持有更传统的态度都与电视观看有关联。因此，在这些亚群体中的研究结果支持了培养效果的一般假设。然而，在男性受访者和教育程度低的群体中，上述培养效果关系是不存在的。更有趣的是，在男性政治保守派中，重度收视与持有更加平等的性别角色态度有关。如此看来，电视似乎解放了（liberate）最保守的群体。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看似最有可能主动改变现状（通常是男性文化霸权）的女性似乎支持既有现状。这并不意味着电视功能完全维护现状，相反，若是没有电视这一媒介，许多自电视引入日本之后所发生的社会变迁就不会实现。与培养理论研究者声称电视最重要的功能是意识形态社会控制这一观点不同，开展该研究的学者认为应该继续调查电视可能（无意，unintentional）的影响，以减缓社会变化。[44]另外，保罗·赖特（P.J.Wright）等人对来自7个国家的11个不同研究进行元分析，考察了色情消费与性攻击行为之间的关联。结果表明，性侵与色情消费相关的证据在对美国及其他国家的男性和女性中开展的交叉和历时研究中被发现。色情消费与言语攻击、身体性攻击行为之间存在显著关系，前者的关联比后者的关联更强。整体模式的结果显示，暴力内容可能是一个恶化因素（an exacerbating factor）。作者们指出，与所有行为一样，性侵犯是由多种因素引起的，许多色情消费者并没有性侵犯行为。但是，积累的数据毫无疑问地表明，平均而言，消费色情信息更频繁的个体比不消费或消费较少的个体相比，更可能抱持有利于性侵的态度（hold attitudes conducive to sexual aggression），更有可能参与现实的性侵行为。[45](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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