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网络、手机等新媒介的出现，电视的主导地位遭到了挑战。虽然前者深受年轻群体的青睐，但后者依旧拥有大批拥趸者。因此，电视暴力研究依旧高潮迭起，并未淡出研究者的视野。有论文沿用培养分析理论经典的研究方法，考察了女性观看电视中的性暴力与现实恐惧性暴力之间的关联。对546名弗兰德（Flemish）妇女的随机抽样调查发现两者存在间接关系。研究还表明，对性暴力的恐惧是通过感知风险、知觉控制和感知严重性来预测的。[34]但是，也有论文质疑了电视暴力与社会暴力之间的相关性。通过对1960年至2002年发表的57篇以美国电视黄金段节目中暴力内容为主题的论文进行元分析，结果发现，在20世纪70年代，暴力内容的频率逐渐增加与暴力犯罪率上升相匹配，这使得电视暴力可能被认为是一个可靠的文化指标。但是在其他时间段，电视暴力不能看作预测社会暴力的准确指标。[35]类似的结论在电影暴力研究中也得到了证实。帕特里克·M.马基（Patrick M Markey）等人注意到，电影中的暴力在过去几十年中有了大幅度增加。他们试图分析这种增长是否与现实暴力行为的严重趋势有关。通过对1960年至2012年间的电影进行内容分析，并把媒介暴力指数与现实中的凶杀和严重殴打比率进行了对比，纵向研究发现电影暴力与现实凶杀和恶性攻击率之间呈不显著的负相关性。在对不同的额外变量进行控制时，这种不显著的负相关性依然存在。这意味着，媒介暴力并没有影响现实暴力犯罪的趋势。为此，研究者们呼吁，在推广媒介暴力研究时，必须谨慎。[36]除了关注传统的电视，还有学者把视线转向了电影、DVD、互联网新媒体。安德鲁·J.韦弗（A.J.Weaver）等对网络娱乐中的暴力行为进行内容分析发现，YouTube上的暴力节目数量比电视少得多，但是其暴力内容比电视表现出更现实的后果和更消极的情况。[37]这一研究结果驳斥了人们关于“网络上暴力内容更多、更流行”的刻板印象。
媒介暴力对低龄群体的影响始终是培养分析研究的重要议题。事实上，早期研究者在探究电视暴力的影响时，就把儿童列为重要的考察对象。这折射出研究者的预设和担忧，即儿童往往因年龄小而缺乏较高的鉴别力，同时又因极具可塑性而更容易受媒介的影响。从关注儿童身心健康出发，学者们认为有必要揭示伴随他们成长的媒介所具有的潜在坏影响。过去十年，研究者们积累了一些有价值的研究发现，其中，有学者着重分析了儿童所接受媒介讯息的特征。尼科尔·马丁斯（N.Martins）和芭芭拉·威尔森（B.J.Wilson）对最受2至11岁儿童欢迎的50个电视节目中的社会攻击行为进行了内容分析，发现社会攻击性的施加者在这些节目中很普遍。这些电视节目中的攻击行为往往由一个较有吸引力的人发起，并将之置于幽默的语境中，以获得戏剧化的娱乐效果，对此类攻击行为应施与的奖惩则毫无体现。为此，研究者敦请家长留意电视节目中的暴力内容，并提醒家长不应该因为节目中不包含身体暴力就想当然地认为可以给孩子观看。因为不太显性的暴力内容也可能鼓励孩子做出破坏性的残忍行为。[38]莎拉·柯因（S.M.Coyne）和艾米丽·怀特黑德（E.Whitehead）对迪斯尼儿童动画影片的分析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39]马丁斯和威尔森的另一项调查在500名儿童中展开，以检验儿童对社会攻击性信息的接触、使用与其在校攻击性行为之间的关系。该研究证明，观看具有攻击性色彩的电视节目能导致小学生在学校里效仿此类行为。研究还发现，对社会攻击性信息的接触和使用具有性别差异。对社会攻击性信息的接触能显著提高女孩对此类信息的使用强度。男孩和女孩在身体和社会攻击的频率上也表现出差异，男孩更有可能表现出身体上的侵犯，女孩更容易表现出社会攻击（social aggression）。[40]此外，还有一类研究把焦点放在了媒介讯息对儿童认知、情绪和行为的影响上。有研究通过元分析探究了恐怖电视和电影对儿童内在情绪（恐惧、焦虑、悲伤和睡眠问题）的影响。结果发现，恐怖电视对儿童内在情感的影响相对较小，但是年龄是个重要变量，10岁以下的儿童更容易害怕恐怖电视。[41](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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