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机构与研究地域的重要性

学术机构图谱（见图7-6）直观地呈现出研究机构及合作程度的基本情况。图7-6中具有紫色外圈的高中介性机构在研究合作上表现较为突出。大学是媒介效果研究的聚集地，俄亥俄州立大学、密歇根州立大学、威斯康辛大学和阿姆斯特丹大学是研究合作最密切的机构，也是成果最为丰硕的研究机构。其中，俄亥俄州立大学独领风骚，不容小觑（见表7-5）。这表明西方从事效果研究的机构之间具有较高的学术合作度。密切的学术合作不仅展现了研究的开放性，而且有利于资源和成果的共享及传播。

图7-6　媒介效果研究机构分布知识图谱

结合表7-5中的突发性检测数据来看，密歇根州立大学、威斯康辛大学、曼海姆大学、普渡大学分别在2007年、2014年、2008年呈现出了较高的突发性，意味着这几所大学在发文量上有显著提升。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们对媒介效果研究的重视，同时也标志着媒介效果研究新高地的崛起。

表7-5　媒介效果研究机构分布知识图谱

续表

从研究地域分布来看，表7-5中发文量前15的研究机构中，除了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大学和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德国的曼海姆大学、以色列的希伯来大学以外，全部为美国的大学。换言之，美国依旧是媒介效果研究的重地。

从图7-7研究者的国籍来看，美国学者最多，其次是德国、英国、荷兰、以色列、瑞士、韩国、澳大利亚。其中，美国学者合著文献发表量高达411篇，相当于其他所有国家发表文献量的总和。荷兰、英国、德国三者并驾齐驱，是欧洲媒介效果研究的代表。以色列则成为中东的代表。在亚洲，韩国在媒介效果研究领域的崛起值得关注。非洲与拉丁美洲则建树较少。

总体而言，媒介效果研究呈现东西不平衡和南北不平衡的特点。欧美发达国家始终是媒介效果研究的中心，尤其是美国，其霸主地位暂时难以撼动。作为后起之秀的亚洲和中东也在奋起直追，试图融入媒介效果研究的主流话语中。

基于分析样本的局限，以上论述难免挂一漏万；基于归纳与叙述的方便，以上分类难免失之偏颇，因为有些文章可以跨到多个议题之下，难以简单判定归属。但通过对2007—2016年六大国际传播学期刊的文献计量分析，仍具有“窥一斑以见全豹”的意义。

(www.xing528.com)

图7-7　媒介效果研究地域分布知识图谱

过去十年媒介效果研究领域的基本动向是：（1）媒介效果研究一直是传播学研究的重点，占有较高比重，呈现逐年增加的稳定态势；（2）研究热点虽因年而异，变化主要体现在媒介形态上，新媒体成为新的关注焦点，传统媒介在效果研究中风采犹存；（3）政治传播持续发热，成为媒介效果研究的重要议题；（4）东西方媒介效果研究差距依旧，美国大学及学者是主要的研究力量，欧洲紧随其后，亚洲和中东奋起直追；（5）在研究方法上，定量研究多以实验法、调查法、内容分析为主，定性研究则方法较为多样，参与式观察、话语分析、民族志等方法都有涉及。媒介效果研究既紧跟媒介环境的变化，不断拓展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又从未丢弃传统路径，可谓是在变与不变之中向前推进。

【注释】

[1]Rasha Kamhawi，David Weaver.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trend from 1980 to 1999[J].Journalsi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2003，80（1）：7-27.

[2]基于Web of Science2015年的数据，《传播学期刊》影响因子2.895，排名第3；《传播学研究》影响因子1.976，排名11；《人类传播研究》影响因子2.4，排名第5；《传播理论》影响因子2.43，排名第4；《媒介、文化与社会》影响因子1.128，排名第33；《欧洲传播学期刊》影响因子1.095，排名第34。

[3]朱亮、孟宪学：《文献计量法与内容分析法比较研究》，载《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13年第6期。

[4]刘则渊、陈悦、侯海燕：《科学知识图谱：方法与应用》，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页。

[5]李杰、陈超美：《CiteSpace：科技文本挖掘及可视化》，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94～195页。

[6]“keyword”是以作者的原始关键词和数据库的补充关键词为标本，而“term”是从标题、关键词和摘要中提取的名词性术语为标本）。

[7]李杰、陈超美：《CiteSpace：科技文本挖掘及可视化》，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43页。

[8]路红、凌文辁、吴宇驹、黄丹丹：《基于著者同引分析的组织行为学研究知识地图绘制》，载《科技进步与对策》2010年第2期。

[9]Green，Melanie C.Narratives and cancer communication[J].Journal of Communication，2006，56（S1）：163-1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