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其他论文的行为可以看作知识从不同的研究主题流动到当前进行的研究，是知识单元从游离状态到重组产生新知识的过程，而发表的论文又被其他论文引用是这个过程的持续。[7]对引文网络进行分析既可以对知识进行追根溯源，又能追踪其发展。两篇文献共同出现在了第三篇施引文献的参考文献目录中，这两篇文献就形成了共被引关系。共被引的次数越多，他们之间的学科专业关系就越密切，距离也就越近。[8]
共被引的图谱（图7-5）中形成了三个自然聚类。聚类Ⅰ中，共被引频次最高的是艾米莉·莫耶-古瑟（Emily Moyer-Gusé）的《娱乐劝服理论：娱乐-教育讯息的劝服效果》和其共被引关系较近的文献还有《体验故事中的虚构性和感知现实主义：一个叙事、理解和参与的模型》和莫耶-古瑟的《电视娱乐节目中叙事效果探究：克服反抗到劝服》。聚类Ⅰ中的文献聚焦于“劝服效果”，主要探索讯息与劝服之间的关系。在聚类Ⅱ中，玛丽·贝丝·奥利弗（Mary Beth Oliver）的《作为受众反应的欣赏：探究超越享乐主义的娱乐满足》《作为娱乐偏好预测因素的温和情绪状态》《娱乐的赞赏：借助于美德和智慧之意义的重要性》构成了聚类中的主要共被引文献，“娱乐信息”的研究是该聚类的主要研究重点。在聚类Ⅲ中，迈克尔·D.斯莱特（Michael D.Slater）的《强化螺旋：媒介选择和媒介效果的相互影响及其对个人行为和社会认同的影响》为核心文献，与其共引关系较近的是兰斯·班尼特（W.Lance Bennett）和仙托·艾英戈（Shanto Iyengar）的《微效果的新时代？政治传播基础的变化》和凯利·盖瑞特（Kelly Garrett）的《政治动机强化信息搜寻：重新框定选择性曝光争论》。这三篇论文都探讨了同一个主题——“政治传播效果”。其中，“选择性接触”与“政治传播效果”的关联成为重点辨析对象。
图7-5 媒介效果研究文献共被引知识图谱
表7-4列出了2007—2016年国外传播学六大刊媒介效果研究中被引频次高、影响较大的部分文献。这17篇文献主要涉及政治传播、健康传播及媒介使用行为。其中，《强化螺旋：媒介选择和媒介效果的相互影响及其对个人行为和社会认同的影响》引用频次最高，该文是对媒介效果经典理论“沉默的螺旋”的拓展。《娱乐劝服理论：娱乐-教育讯息的劝服效果》是探讨娱乐性教育讯息对劝服效果影响的经典文献。梅勒妮·格林（Melanie C.Green）关于健康传播的论文《叙事和癌症传播》[9]的半衰期最长。值得关注的是，共引频次最高的四个文献样本共被引量都大于15，且均来自《传播学理论》和《传播学期刊》两本期刊，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两本期刊在效果研究领域中的影响力。
表7-4 媒介效果研究高频被共引文献(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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