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卡尔·埃里克·罗森加兰特（Karl Erik Rosengren）所言[30]，经验学派与批判学派之间的争论有可能导致传播学研究分化成数个敌对的宗派，因此我们必须意识到这种状况并寻求一个替代性的选择。这个替代性的选择就是，超越批判主义与经验主义的二元对立，采吉普森·纳布瑞尔（Gibson Burrell）和加雷思·摩根（Gareth Morgan）提出的社会学派的四分法，即激进人文主义（the radical humanist）、激进结构主义（the radical structuralist）、阐释学（the interpretive）和功能主义（the functionalist）。绝大多数传播学研究是在功能主义社会学（functionalist sociology）的知识框架里进行的。这一框架常常受到其他三种研究范式的批评与质疑。但这四种范式在传播学中存在着一个矛盾：前三种范式被称为“持不同意见者”（dissident），它们虽然提出了重要问题，但无法提供答案；第四种范式是主导范式，可以回答问题，但无法提出问题。这样一个事实使我们不得不质疑：如果在一种“范式”中提出的问题可以在另一“范式”中得到答案，那么我们真的有四种范式，还是只有一种？这是否意味着多种研究范式存在整合的无限契机？“这种整合的结果是传播学研究不知不觉地发生了由‘以学科（学派）为中心’向‘以问题为中心’的知识产生途径转变。”[31]罗森加兰特用了大量篇幅来论述这四大范式并非完全各自独立、截然不同，而是不乏综合运用的先例，并充满融合的契机。[32]他最后无限期待地说：如果研究能朝着这个方向继续进行，骚动将被欣欣向荣的发展而取代。
两种范式不再围绕学派的理论基础和关注对象进行争辩，而是以问题为中心从不同视角对同一问题开展丰富性研究。经验主义在用实证方法研究媒介技术对人的影响时，开始关注对媒介技术的批判反思；批判主义在批判自由主义日益支配媒介的时候，不断运用模型建构等实证研究来佐证和支持自己观点。也就是说，在研究媒介效果的时候，经验学派和批判学派不再固守其单一的研究方法或理论向度，而是在借鉴与融合中使研究更具说服力，共同推进理论建构。(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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