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媒介效果研究的范式对话

相对于经验学派对量化方法的重视，批判学派在否定实证主义的基础上，借鉴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辨方法，对媒介效果进行批判性考察。霍克海默认为，批判理论通行的思想方式是“主观的和思辨的”，“在这个理论整体里，均退性思维比体验证实起更重要的作用。”^[26]论及媒介效果，批判学派“主要致力于深层背景的揭示，注重传播体制的阶级性和历史性，强调传播与控制的密切关系。他们的立意与旨归，都在于特定的传播现状和现有的传播体制进行全面、深刻而系统的批判”^[27]。

批判学派擅长于理论借用与再度阐释。批判学者大量借鉴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现象学、符号学、结构主义等理论来对媒介效果进行意义解读。比如斯特亚特·霍尔借鉴了阿尔都塞和葛兰西的强大作用。约翰·费斯克对电视文化的研究则借鉴了符号学研究方法，围绕符号传递的“意义”洞察媒介产生的影响。由此，相对于经验学派以“假说”作为考察媒介效果的逻辑起点，批判学派则立足于“理论”角度来审视媒介影响，研究视野更为宽广，更加注重对整体主义的依赖。批判学者认为，社会本身就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性的结构，任何传播活动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必然与社会事实存在着耦合关联。所以批判学派不再关注媒介对个人的影响，而是从整个社会的经济、文化等背景出发，考察形成媒介效果背后的经济控制与文化浸润。比如，霍尔在研究电视媒介的传播效果时，通过生产、消费、商品、交换、资本等经济学视角进行考察，从而挖掘了电视生产与传播背后的资本控制与文化利益，为理解电视媒介的生产机制以及传播动因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径路。在这个意义上，批判学派的媒介效果研究摒弃了微观的、个体化的视角，而是从宏观的、系统的层面来勾勒富有整体主义的媒介效果版图，“这些整体主义倾向有助于改变经验学派在理论贡献上相对零散的状况，有助于形成学科体系。”^[28]

相对于经验学派对传播现状的肯定，批判学派则对媒介的传播行为及其效果持强烈的否定态度。不管是哪一种批判性研究，在其深层的意识里都无不把现行的传播体制视为压抑人、奴役人、欺骗人的玩意，都是同人的本质需要格格不入的。批判的目的在于防止人们在媒介的潜隐灌输中失去主观能动性而迷失自我。比如霍克海默创立的文化工业理论，对那些经过了工业化浸染的“单调的”“乏味的”“流程式”的大众文化进行了批判，认为技术生产的理性化特征阻碍了人的个性化发展。电影、电视等媒介技术作为工业技术的重要表征，物化了人的感觉系统，影响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马尔库塞在1964年出版的《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一书中对媒介效果的批判性建构具有里程碑意义。他指出，广播、电影、电视等现代媒介技术的无孔不入正在解构和消蚀人们思想的丰富性和多样化。他对大众媒介的批判实质上重返了媒介的“强效果说”，这种批判的态度成为推进媒介效果理论建构的重要动力。因为社会科学理论建构的本质就是肯定与否定交替显现的过程，有批判的否定才能更好地推进理论的形成。此外，批判学派的批判态度与批判精神并不是对某一种学说或方法的继承或延续，而是融多种学科知识于一体的批判实践，丰富了其思想内涵，增强了理论厚度。(www.xing528.com)

根据前文乔纳森·特纳和弗莱德·卡斯迈尔对于理论的解读，可以从四个方面来认知理论：首先，理论是一种抽象的表述，以哲学思辨为主的批判学派在抽象化表述方面有明显优势，诸如文化工业、政治经济分析、符号生产等术语表达足可窥见其抽象性概述能力；其次，理论是意义生成，批判学派十分注重媒介意义的阐释，比如霍尔的媒介文化主义研究；再次，理论是与现实关系发生联系的纽带，批判学派注重对媒介效果的宏观和整体考察，为理解媒介与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的宏大意义提供了可供参照的解读；最后，理论是在调查的基础上所形成，在这一方面，批判学派虽然不及经验学派在实证研究方法上精益求精，但在焦点访谈、民族志等质化研究方法的运用上也颇有建树。

但与此同时也不得不承认，批判学派的思想高度虽然相对深刻，但其理论框架却并不成体系，尤其是对哲学思辨的过度依赖加剧了其研究的主观化倾向，解构了理论的客观原则及其普适价值。所以，经验学派认为，批判学派的哲学思辨带来了概念的模糊化，诸如意识形态、大众文化、符号生产、文化工业等词汇显得过于主观与随性，并不能真正成为建构理论的标杆。诚如拉扎斯菲尔德所言：“批判学派用一些含混的概念进行理论建构具有危险的不确定性。”^[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