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解决问题”还是“掩盖问题”，发现问题、研究问题，并使之产生一定的社会影响，在某种意义上是媒介效果研究的深层意义所在。作为一项学术研究，提交完整的研究报告似乎意味着研究的终结，但行政型研究的特殊性在于，一旦政府或商业集团依据报告制定或实施机构行为，那么这项研究便会通过政府和商业集团发挥社会影响。就绝大多数媒介效果研究而言，无论其关注的对象是媒体还是受众，是媒介内容还是意义，是媒介产品的生产还是消费，都没有跳出媒介的自身框架，均以媒介为中心，在其内部或范围极小的外围展开研究，而极少关注效果研究对社会运动、媒介政策，以及学术研究本身产生的多层次影响。
英国“淫秽录像带”（video nasty）事件是效果研究社会放大的代表性例证。该事件是英国媒介效果研究，尤其是媒介暴力研究、道德恐慌（moral panic）、媒介危机（media risk），以及儿童与电视等相关研究中经常提及的案例。20世纪80年代的“淫秽录像带”事件和1993年英国小男孩詹姆士·伯格（James Bulger）被害事件[38]，一再让人们认识到这样一个怪圈：虽然多数学者都提出，此前多年的研究成果表明，在暴力影视作品与暴力行为之间寻找联系相当困难，但一旦有犯罪事件发生时，暴力影视作品即成为“千夫所指”，成为一切罪恶的根源，“是电影让我这么做的”成了罪犯的有力辩词。在媒体的推波助澜下，媒介管制的加强、法律的修订必然成为连锁反应——“淫秽录像带”事件导致了《1984年录像带法案》（The Video Recording Act of1984）的出台，詹姆士·伯格被害事件促使《1994刑事审判法案》（Criminal Justice Act1994）进行了重大修订。在“淫秽录像带”事件中，社会运动、媒介政策与学术研究三者的关系在媒介效果研究的视野中以一种特殊的因果模型呈现出来：社会现象引起学术关注——学术研究成果引发道德恐慌，进而形成社会运动——社会运动导致媒介政策的转向——新的媒介政策遭遇学术批评与争论。(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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