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雷尔森的《传播研究的地位》（The State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一文指出，过去25年美国传播研究有四个主要研究取向：拉斯韦尔的政治学取向，拉扎斯菲尔德的样本调查及社会学取向，列文的小团体传播过程的社会心理学取向，以及霍夫兰对说服研究的实验心理学取向。[26]在罗杰斯看来，此四人中，拉扎斯菲尔德对后世的传播研究影响最大，“在引导传播研究趋向于效果研究方面，拉扎斯菲尔德的作用超出了任何其他个人。”[27]在吉特林的论述中，拉扎斯菲尔德被认为是媒介社会学主导范式的形成标志，也是他集中火力批判的靶子。“二战”时期，拉扎斯菲尔德及其学派带来的一系列观点、方法和发现，如通过研究媒介内容，来发现特定的、可度量的、短期的、个人的态度和行为效果等，影响着整个经验学派媒介效果研究的走向，造成了经验学派对拉扎斯菲尔德的“路径依赖”。
然而，后人在将拉扎斯菲尔德看做传播学四大奠基人、效果研究诸多传统的开拓者时，却常常忽略了他多元的研究视角和潜在的批判思维，忽视了他身处传播学萌芽时期整合不同研究流派的努力，而仅仅将其视为媒介效果实证研究的倡导者和权威予以效仿或批判。实际上，关于研究的问题导向、量化实证方法和研究的资金来源等方面，拉扎斯菲尔德有着更复杂而丰富的理解和探索。
在研究的问题导向方面，行政型研究往往以机构的现实需要或兴趣作为研究问题的来源，以为公共或私人机构提供服务为目标指向，这也成为批判学派指责行政型研究为既有利益服务的根源。但在拉扎斯菲尔德看来，他所做的并非局限于传播领域的效果研究，而是灵活运用多种方法、跨越学科界限，关注现实社会各个层面的学术或非学术问题。拉扎斯菲尔德称：“（在哥伦比亚大学）我被称为是社会学家，这实际上什么意义也没有，我始终在做同样的工作。在维也纳，它被称作心理学，而在这里被称为社会学。”[28]这种“同样的工作”在罗杰斯看来是“某一社会背景下的个人行为（选举、购买消费品等）”。[29]在拉扎斯菲尔德学术旨趣形成的过程中，电子媒介逐渐兴起，带来了大众传播方式、商业广告形式和受众阅听习惯的重大变化，无论是媒体集团、广告主还是学术界，都需要对传播过程、受众特征和宣传效果有更多了解。当1925年大西洋彼岸的佩恩基金会还未启动“电影对儿童的影响”研究时，拉扎斯菲尔德已经在他的维也纳研究所展开了“维也纳电台”的听众研究，这也是世界上最早一批进行的媒介受众研究之一。[30]由此，专注“个人行为”研究的拉扎斯菲尔德接受机构资助，就机构关心的市场问题和传播问题展开调查便显得理所当然了，因为这些问题能够在机构需求和学术探索中架起桥梁。
在量化的实证方法方面，取得应用数学博士学位的拉扎斯菲尔德，在其社会科学研究生涯中将量化分析优势运用到极致。拉扎斯菲尔德是狂热的方法论者，善于针对具体问题开发与之匹配的研究方法，揭开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与因果关系。但也正因方法随问题而改变，使得他的研究更长于分析微观的、零碎的前因后果，而缺乏宏观层面上的理论探析，因此他所代表的经验研究被米尔斯称为“抽象经验主义”[31]。但如果因为拉扎斯菲尔德精通实证研究方法而断言他只是简单通过数据推断现象之间的关系，这似乎就严重低估了他的问题意识。拉扎斯菲尔德将研究方法看作解决问题的工具，这一方面表现在除了开发复杂的量表和统计外，拉扎斯菲尔德也与墨顿等人共同开发了焦点小组访谈、斯坦顿广播仪等质化的或物化的研究方法（工具），焦点小组更是成为后来批判学派之一的英国文化研究常用的方法；另一方面，面对阿多诺的批判思想，拉扎斯菲尔德表达了对于研究方法与问题的深入反思。他在论文《评传播的行政研究与批判研究》中写道：“在经验研究中，许多学者经常被一个问题困扰，那就是花费了自己几乎所有时间的抽样和概率分析工作，似乎与当前时代重要的社会问题之间存在巨大鸿沟……如果批判研究能够整合经验研究提出思路，制定一种实际性的研究工序，那么涉及的研究人员、要解决的问题，以及研究的实际效用都将极大获利。”[32]换言之，拉扎斯菲尔德认为批判研究长于提供思想，经验研究善于提供工具，发挥两种研究范式之特长，方能更好地探索时代中真正的社会问题。可见，拉扎斯菲尔德并未陷入自己开发的实证方法中不可自拔，也没有将研究触角仅仅停留在现象推测层面，而是积极反思经验研究的社会现实意义，并试图将批判学派与经验学派的研究路径进行整合。在这个意义上，拉扎斯菲尔德在传播学形成初期便已着力探索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的多种可能性。他在跨越学科和多元方法之间的尝试，或许能为今天传播学两种范式的融合发展提供借鉴。(www.xing528.com)
在研究资金来源方面，拉扎斯菲尔德被批判学派所诟病的，不仅仅限于他接受公私机构的资助，更在于他创造了“作为美国研究型大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研究机构”[33]。但由于研究所并不具有与学院、科系同等重要的地位，即便在拉扎斯菲尔德之后高校研究所如雨后春笋般兴起，但它们依然处于大学的边缘地带。谢里登的研究显示，与拉扎斯菲尔德的研究一样，许多以大学为基础的研究机构保留在大学的边缘，在存续期间，它们95%左右的预算依靠外来基金。[34]在批判学派看来，一旦学术研究受到外来资金资助，研究的公正性和科学性便十分存疑，那么拉扎斯菲尔德开创的大量依赖资助的研究所模式，便成为学术研究的一种“不良传统”。但如同上文所述，拉扎斯菲尔德虽然接受资助，但其研究问题始终围绕他所感兴趣的“个人行为”的层面展开，并在研究中加入了本人的批判性思考。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拉扎斯菲尔德领导了两个大型的、带有明显批判性质的传播研究项目，一个是纽约州立电视委员会委托的“公共电视计划”，另一个是由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立项的“关于电视潜力研究”的计划书。但前者遭到政治决策者的漠视而未能公开发表，后者因CBS的反对只开展了能够证明电视产业表现不错的一小部分研究。[35]据说拉扎斯菲尔德曾言，媒体行业雇主给研究者施加的压力，造成他退出传播研究。[36]由此看来，拉扎斯菲尔德接受资助并不等于接受资助方意志，他尝试做的是在“市场研究”和他感兴趣的“个人行为研究”之间找到“某种完美的结合”，资金支持是连接二者的桥梁，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必然对资助机构进行妥协。
综上所述，传播学行政型研究传统的形成与发展，与20世纪初期美国科学界独有的基金会资助模式、美国社会科学家在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中与国家结成的利益裹挟，以及拉扎斯菲尔德开创的研究所形式和量化实证风格等多重因素息息相关。不同于批判学派的指责，早期行政型研究实质上持有开放的研究观念和研究取向，在对经验研究的反思、批判思想的吸收、学科视角的整合和研究方法的开拓上均有积极探索。
或许随着媒体商业化的持续演进和国家机器对意识形态与学术界的渗透，行政型研究比以前更加容易与机构利益进行捆绑。但面对批判学派对行政型研究的严厉指责，潘忠党从传播历史的建构角度进行了分析：“大众传播的历史被书写成‘建制内的历史’和‘反对派的历史’两种版本。后者力图建构一个大众传播研究由‘资本’和‘权力’所孕育、带着与生俱来之罪恶的诞生史……那些所谓‘创业者’，其实是些趋炎附势的机会主义者，不惜从中央情报局、国防部、烟草公司、石油或汽车大亨那里拿钱，为他们的政治宣传和市场营销出谋划策，将传播研究生生地引上了为特殊利益服务、为思想控制服务的歧途。”[37]诚然，二元对立的历史叙事容易遮蔽两大主体的多元特征与融合可能，深入历史语境，从社会背景与关键人物中提取更多线索，在还原各个主体的历史原貌中反思传播研究的建构与发展，或许是当今研究者更应关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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