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背景与传播研究的汇流

批判学派对行政型研究的指责，主要集中于它们接受政府部门或商业机构的资助，从而成为这些组织的智囊团和发声筒，使科学研究的中立性饱受质疑。为何一开始带有社会改良色彩的行政型研究逐步成了组织机构的代言人呢？这需要回到美国政治环境对社会科学研究发展的影响说起。

如果说电子媒介崛起与媒体商业化浪潮为经验学派传播研究提供了最初的着力点，那么随着世界大战的到来，包括传播研究在内的美国社会科学经历了重要转向。“一战”之前，私人基金会对社会科学研究的资助几乎为零，这种情况在20世纪20年代发生变化，^[15]战时动员、军事战略、政策制定等越来越依赖于社会科学研究，国家层面对社会科学研究的资助也大幅提升。战争行为、学术天才和大量政府资助被相互联系起来，这不可逆转地改变了科学和国家之间的关系。^[16]

当20世纪20年代末的经济危机席卷全球时，美国通过罗斯福新政走出困境，德国则因希特勒走上了独裁统治之路。“二战”爆发后，欧洲社会科学研究蒙受巨大损失，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众多批判学派研究者流亡异国，纳粹政府让他们对世俗工业社会丧失希望，其批判锋芒也随之转向对工业社会的全面否定。然而，以举国之力克服了经济危机的美国，在面对世界大战这新一轮的困难时，再次倾尽全力应战，私人基金会、科学家、政府联手共动，以现实问题为导向的应用研究在此过程中迅速发展壮大。

在美国面临战争威胁之际，科学家们将学术研究与国家安全结合起来，多多少少成为他们的自觉之举。洛克菲勒基金会在1939年组织了由拉斯韦尔、拉扎斯菲尔德、坎特里尔等人组成的洛克菲勒传播研讨班，其最初目的是想获知今后应该资助什么样的传播研究项目，但随着“二战”临近，研讨班“重点研究联邦政府如何能够利用传播，以便对付日益临近的战争”，并在1940年10月汇成最终报告《必要的传播研究》。^[17]拉斯韦尔本人更是亲自主持“战时传播项目”，将宣传研究与战时传播结合起来，在他提交给洛克菲勒基金会的研究计划中清晰阐释了研究目的：如果美国要更深入地卷入这场战争，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制定战争的目的，它应该根据加强、而不是削弱我们联盟的士气来形成。^[18]无独有偶，传播学奠基人之一霍夫兰的说服研究，同样缘于美国军事机构希望利用电影来教育、训练新入伍士兵的需要；另一奠基人勒温将食品营养研究的发现推广至各种传播环境。他认为“把关”概念“不仅适合于食品系统，而且适合于一条新闻通过某种传播渠道在群体中的流通。”而食品营养研究正好与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努力相吻合，因为后者“要应付食品短缺、政府的食品配给，并需要饮食方面的变化，以改善公共营养和健康”^[19]。

“二战”期间，科学家与美国政府的合作，为美国获取战争胜利提供了必要的智力支持和决策依据，这种传统在“二战”结束后继续沿袭，并随着冷战的到来焕发出更强的生命力。在“二战”后的年代里，学术研究与联邦基金之间的关联越来越密切，国家支持的研究项目越来越以生产有助于解决军事和战略问题的知识为目的，由此使学者们的研究工作也越来越多地以政策为取向。^[20]“二战”中科学家们树立的国家责任意识还未消失，长达40余年的冷战接踵而来，国家安全再次成为科学研究和政府资助的强大动力。原哈佛大学文理学院院长麦乔治·邦迪（McGeorge Bundy）在1964年指出，当学术界和那些政府中积极有为的和拥有权力的人从同样的立场出发去工作时，学术界与整个国家均会受益。^[21]对许多美国社会科学家来说，冷战成为一种使他们将自己定位为“知识生产者和捍卫自由民主阶层”的自我认同的力量。^[22](www.xing528.com)

由此可见，从“一战”开始到20世纪90年代初，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为美国社会科学研究打上了浓重的政策取向烙印，同时这与美国实用主义的社会传统密不可分。直到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国内反越战浪潮的兴起，人们才逐步开始反思大众媒介在国家意识形态和舆论制造等方面的负面作用，传播学批判研究也在这一时期衍生出更多流派，但这依旧无法阻挡行政型研究传统在美国社会科学研究中的蔓延。回溯经验学派的研究历程，许多富有影响的理论思想与研究模式，都形成于“二战”前后，并持续影响着后续研究者的问题选择与过程设计，如媒介与暴力研究、说服研究、使用与满足研究等。无论这些研究是否与政府决策发生直接关联，它们都因“咨询功能”这一重要的现实意义而持续存在。

强调战争因素和国家机构对美国社会科学研究取向的影响，能够把视线从简单的研究范式之争中抽离出来，从更宏观而深刻的社会背景因素出发，理解形成范式差异的多重原因。实际上，不仅行政型研究受到社会环境因素的影响，英国20世纪70年代以来文化研究的崛起，也与其社会现实密不可分，“战后的英国，公民社会身份认同和阶级感日渐弱化，亚文化的兴起与繁殖，女性主义的扩散，以及拥有不同文化背景的移民大量涌入，使英国进入多元社会时代”^[23]。这种情境下，文化研究将文化看做意识形态，看做处于从属地位阶层挑战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角力场，显示出社会背景因素对研究取向的孕育和影响。因此，与其说行政型研究刻意为权力机构和利益集团说话，不如说这是历史对美国实证研究打上的时代烙印。经验学派学者“在民主社会面临着极权主义和军国主义双重挑战的生死存亡时刻，……不存在第三条道路，当然也不存在同时批判斗争双方的政治现实”^[24]。当然，这并非为行政型研究的“科学合理性”进行强行辩护，因为为资助机构开展的命题调查能否被称为“科学研究”本就存疑。但是，从历史出发思考经验学派行政型研究的某些必然性，的确不容忽视。

虽然政治因素对传播学形成和发展有着重要影响，但传播学主要奠基人在战时环境中的研究成果至今依然被广泛使用，如“一面理与两面理”“把关人”“使用与满足”等理论假说，一些诞生于选举等政治研究领域的理论也在持续发挥影响，如“二级传播”“议程设置”等。

经验学派的学者认为，“对行政型研究的指责实际上是一种误解，因为在一个开放社会，研究资金的来源与研究的意识形态取向之间不具有必然的因果关联。经验学派的媒介效果研究带有非常明确的应用目的，即维护并健全民主生活方式，服务公共利益，带有极强的社会改造意愿，驱使这些改革者们去考察媒介及其效果的，不是特殊利益团体的需要，而是研究者们的民主理想”^[25]。这再次显示出经验学派在承认社会现状的基础上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研究传统，而批判学派则关注权力、经济等因素对人的抑制，对现存社会合法性存疑。研究生发逻辑的不同，使两种范式在对研究问题的认识上存在巨大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