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研究之所以能够迅速成长为学科，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能回应实践的需求，具体来说就是以效果研究的名义，协助各种权力机制完成社会控制，比如民意测验、选举调查、受众调查、广告调查等。[1]由于研究通常需要开展不同规模的实证调研，资金支持成为研究能否顺利进展的重要因素，而一旦涉及资金，资助方的意志和对相关问题的关注就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研究者的研究过程和结果。即便行政型研究的公正性与科学性备受质疑，但这依然不阻碍其成为经验学派占主导地位的研究路径。
行政型研究的代表人物是传播学四大奠基人之一保罗·拉扎斯菲尔德，他在1941年发表于法兰克福学派刊物《哲学与社会科学研究》（Studies in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上的文章《评传播的行政研究与批判研究》（Remarks on Administrative and Critical Communications Research）中，将行政型研究视为“正在兴起”的研究模式。他指出行政型研究的特点在于为公私机构或广告商服务、以服务对象的现实问题为导向、通过实证调查寻找原因等，研究关心媒体受众、宣传效果、传播者特征等，以发现大众传播规律和预测趋势为目的。[2]概而言之，行政型研究的特点表现在：（1）资金资助来源于商业机构或政府；（2）研究结论为维持政府或机构的政策服务；（3）以量化研究为主，探寻现象的因果关系。
在批判学派眼中，行政型研究非但不能称为真正的科学研究，甚至已经沦为利益集团谋取利益的工具，因为它“有益于广播电视网，有益于市场研究公司，有益于政治候选人”[3]。更为重要的是，从不同的现实需求出发进行的研究，其结论往往是孤立的、微观的、个体的，难以形成系统的理论脉络和框架，更无法穿透复杂的表面现象，对实质性的社会问题进行形而上的解释。社会学家米尔斯将经验学派的研究称为“抽象经验主义”[4]，认为它严重限制了社会学的想象力。(www.xing528.com)
在传播学诞生的近一个世纪中，虽然行政型研究基于现实问题和实证调研产出大量成果，但批判学派从未停止对这种研究取向的指责。其间的核心问题在于行政型研究“从一开始就接受机构的信条标准，研究不仅不能独立，也无法与理论建构相联系”[5]。换言之，资金上受制于人的行政型研究根本不具备独立性，它们声称要“解决的问题”其实是资助方关注的问题，而资助方维护权力统治或商业利益的动机使其不会关注真正的民主和启蒙问题，这就使行政型研究背离了社会科学本应具有的价值关怀和理论能力，它们的研究实质上是在“掩盖问题”。
这些争论加剧了媒介效果研究的流派分化，使理论基础本就薄弱的传播学科更加遭受合法性的质疑。行政型研究包含经验学派研究取向的多重实质，从根本上说，批判学派对它的指责显示出两大学派在研究基础、研究方法和研究目的等方面的本质分歧。站在历史的角度重读行政型研究传统，重新梳理两个学派对峙的核心问题，对于当前位于十字路口的传播学科而言，或许能够打开范式融合发展的一扇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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