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从靶子到积极受众

英国学者大卫·帕金翰（David Buckingham）在2005年发表的《特殊受众？儿童与电视》（ASpecial Audience？Children and Television）一文中集中阐述了其有关儿童与电视这一论题的代表性观点及其最新的研究成果。^[18]此文延续了作者一贯的批判性视角，重新审视了“儿童与电视”这一在媒介研究和教育研究领域都备受关注的论题的研究历史、方法、进展，以及存在的问题。文章从儿童的定义着手，从心理学研究和文化研究两个层面回顾了儿童与电视的研究进程及局限，进而提出新的研究取向和研究理念。这篇文章集中呈现出两大研究范式在定义儿童上的差异。

近几十年的社会学研究认为，童年期是一种社会建构（social construction），随着不同社会、不同时期、不同的态度（attitudes）、习俗（traditions）和仪式（rituals）而有所区分。心理学中，儿童通常是一个“不能干什么”的概念，而不是“能干什么”的概念，被消极地定义为“非成人”（non-adults）。儿童在成人之前必须要经历一些特殊的阶段，这些发展阶

The Effects：The Media/Violence Debate[M].London：Routledge，1997.）段分层级呈现，从无能力的儿童阶段到有理性的、有逻辑能力的成人阶段。这种前进的过程表现出“成就伦理”（achievement ethic）的特征^[19]。“成就伦理”意指社会上通常把成就高低视同伦理标准；努力追求成就或已有成就的人，常被推许为同龄人中的楷模或社会典范。在这个意义上，从儿童到成人的发展过程被认为是一个逐步完善、从“不好”到“好”的过程。

帕金翰同样强调“童年的观念本身是一个社会性与历史性的建构”。我们对童年的定义和看法是一个持续变化的过程（ongoing process），会随时间、社会以及其他各种因素的变化而改变，而电子媒体的出现促成了对童年及儿童观念的重新界定。他认为，儿童之所以被认为是一个特殊的受众群体，并在媒介研究，尤其是效果研究中成为一个重要论题，是因为自古以来儿童就是一个被寄予无限期望与忧虑的、关乎未来的概念。以电视为核心的电子媒介不仅是一种现代技术，也代表着一种现代文化。电视不是潜在的启蒙者或公民民主权利的代言人，而是造成道德退化和社会衰落的原因。在电视创造的新时代里，儿童不是充满信心的冒险者，而是被媒介操控的消极的牺牲品。在充满保护性色彩的大众文化精英话语中，儿童是一个“缺乏性”的概念，他们易受攻击（vulnerability）、无知（ignorance）且不理智（irrationality），他们缺少知识、缺乏经验，没有足够的智力与能力或不愿意遵从成人的规范。作为没有自我保护能力的“他者”（others），儿童无法分辨真实与虚构，无法判断行为的好坏，只能一味地不加选择地模仿电视中的（暴力）行为，认为这就是真实世界的映射。因此，成人有责任保护他们，使他们免受媒介的不良影响。在讨论儿童应该看什么样的节目时，通常的表达方式同样是缺省性的，也就是说，得出的结论是儿童“不”应该看什么，如性、暴力和粗口（swearing），等等。(www.xing528.com)

儿童成为学术讨论的特别关注对象，“一方面，这可以简单地被视为对电视在儿童生活中相对重要性的一个回应。有人指出，今天的儿童看电视所花的时间超过他们在学校的时间或除睡觉以外其他任何活动所花的时间。尽管新媒介已经到来，但统计表明，电视仍然是儿童生活中占支配地位的媒介，即使是在对电脑技术有高接近水平的城市。但事实上，年龄大的人才是看电视最多的人（heaviest viewers），可是却几乎没有对他们收视习惯的讨论——无论是有关他们对电视的需要还是他们特定的弱点。把儿童视作‘特殊’的电视受众并非是简单的收视身份的问题。相反，它引起了种种在精神上和意识形态上，我们认为什么是儿童，更广泛地说，什么是成人的假定。童年的历史表明，作为一个特定的社会范畴，儿童的界定和分离是一个相对较近的新生事物，是出现于西方工业化社会的特殊形式。这一过程伴随着名副其实的关于（about）儿童和针对（at）儿童的话语的勃兴（explosion）。发展心理学的出现及其在家长咨询手册（advice literature for parents）中的普及，使其成为制定‘合适的’或‘自然的’儿童行为规范的手段之一。同样的，儿童读物和儿童玩具以及最终的儿童电视都应用了种种有关什么是儿童的假定。”^[20]

帕金翰在其著作《童年之死》中提到，人们在讨论儿童与电视时有两个假定的前提：一是儿童意味着“不完全能力”，意味着需要保护；二是儿童的消逝是一件可怕的事情，“人们对于儿童将变成早熟的成人所感到的恐惧（亦即他们将被剥夺其‘童年’），已有一段长远的历史。”^[21]正是这种对儿童的界定和对“童年之死”的恐惧使儿童成为“特殊的受众”。对于成人而言，电视出现之前的时期是一段“黄金时期”，他们可以对儿童保守秘密，使成人世界与儿童世界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面貌，但电视的出现打破了这种对立，通过电视儿童可以进入成年人试图隐藏的、成人生活的阴暗面。正如尼尔·波兹曼所言，印刷媒介创造了童年，电子媒介使童年消逝。

对儿童的此种界定带有明显的“魔弹论”痕迹——媒介是万能的，效果消极且不可抗拒，儿童是缺乏应对能力的、应声而倒的“靶子”。如此简单地定义“儿童”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儿童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这些根深蒂固的、认为电视引发了道德恐慌或社会负面变化的观念，使人们往往去寻找一个单一的因果解释；对电视负面影响的过度关注或一味指责，则使相关研究忽略了其他的各种可能因素，如儿童生活的家庭背景、社会环境，等等。其实，电视对儿童的积极影响不可忽视，如可以帮助儿童积累知识、激发想象力，以及锻炼社会交往能力等。事实上，儿童也并非如此不堪一击，他们也可以是“积极受众”。当然，认为儿童是“积极的”“世故的”或“批判性”的，都是一个相对性的概念，是相对于一味把儿童认为是“被动的”和“易受影响”而言的。即使儿童是“积极受众”，这也并不意味着他们就不受媒介影响或者可以与媒介的负面影响绝缘。批判学者们更希望强调的是对儿童受众多样性的关注，而不能把他们简单地假定为某种类型。儿童可以成为积极受众这一观念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被认为是对浪漫主义的颠覆。因为这意味着：“前人对于童年的经验特征：安全与纯真，已经永远地逝去了。”^[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