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于经验学派一开始就将个体受众作为明确的研究对象，批判学派的受众研究经历了从隐性到显性的过程。该范式的早期代表法兰克福学派未将受众作为独立的分析单元，而是理所当然地认为受众是文化工业生产的必然受害者，但到了英国文化研究学派那里，受众不仅成为被研究者追踪观察的对象，亦被认为具有能动性和反抗能力。批判范式的受众研究随着范式内部流派的多元发展呈现不同取向，甚至同一流派也在全球政治经济生态的变化中转变受众研究立场，生发出理解受众的多重标准。
法兰克福学派以其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和生产方式的彻底批判而著称。该学派集中揭露被权力和资本操控的大众媒介如何成为麻痹大众思想的工具，认为大众在国家机器面前毫无抵抗能力。这里的大众实质上与传播研究中的受众具有相同的意义，因此该学派的受众观是被动的、悲观的，其中暗含批判者的精英主义文化观念。主流传播学叙事一度倾向于将法兰克福学派定格于阿多诺、霍克海默、马尔库塞等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成长起来的理论家及其思想，较少关注后续研究者对法兰克福学派理论的修正与发展。作为阿多诺学生的哈贝马斯，与老师彻底悲观的批判理论保持距离，并将原有宏大的、抽象的资本主义批判具体化为对个性丧失、民主式微、文化颠覆等晚期资本主义弊端的阐释，进而提出“公共领域”概念。这一理论不仅延续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锋芒，同时赋予批判理论修正既存不合理秩序的生命力。哈贝马斯把文化置于它所处的历史过程中，受众也就成为不断演变的公共领域中的公众，公众的权利，包括传播的权利，在传播过程中批判和娱乐的权利，又和他们的公民身份密切相关。[9]因此哈氏围绕“重建理性”这一主旨展开理论建构，力图发掘作为公民的受众在媒介接触中的能动性，尤其是批判的能动性，以对抗晚期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秩序。这与阿多诺等法兰克福学派早期代表人物的主张已大相径庭。在理论的演化中，折射出法兰克福学派受众观从被动到主动、从悲观到理性的变迁。
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催生了更多批判视角。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强权国家以软性的文化输出取代军事行为，诉诸文化层面的文化帝国主义批判迅速崛起。
这种批判视野将文化当做人的实践活动重新整合，并且“努力维持具有前景的统合概念，即人的社会能动性（human social agency），表现为从许多贫穷国家中纷纷出现的民族解放运动”[10]。文化帝国主义批判将法兰克福学派注重的“意识形态政治”转向“民族认同政治”，其背后是对大众能动性的主张，亦即媒介受众对媒体内容的能动接触与理解。(www.xing528.com)
延续“认同政治”，英国文化研究学派将认同由民族层面细化为生活层面，研究着力点由民族认同转向身份认同。文化研究学派明确认为文化领域是意识形态角逐场所，处于从属地位的阶级不断通过文化上抗争挑战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解放的可能就在于这种动态斗争的持续存在。[11]承继批判学派的基本立场，文化研究学者认为受众是社会系统中的个体，但这种宏观的系统性力量可以细化为生活结构加以理解，因此在研究方法方面，学者们在思辨基础上加入民族志观察、深度访谈等方法，深入受众生活情景加以考察。文化研究学派以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为理论框架，着力解释受众对媒介文本的不同解读，发现受众对媒介文本的对抗性力量。例如戴维·莫利深入电视观众家庭进行民族志观察，分析性别、家庭空间分配、生活情境等因素对受众解读电视文本的影响[12]；洪美恩（Len Ang，又译伊恩·昂）则通过对“肥皂剧”《达拉斯》受众的研究，肯定了“平民主义意识形态”在社会文化实践中的力量。[13]文化研究学者关注意识形态的斗争性，即从根本上承认受众在选择媒介和接触媒介中的能动性。
如果说文化帝国主义批判和英国文化研究忽略了“经济基础”这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元素，那么传播政治经济学派则重返“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逻辑起点，在受众观上回到法兰克福学派立场，认为受众在意识形态和商业浪潮的双重裹挟中几无抵抗之力。无论对大众媒介“制造共识”[14]的批判，还是揭露商业媒介兼并带来的传播内容的去多元化[15]，均显示出受众在传播秩序中的被动地位。但与法兰克福学派从政治权利、工业生产等间接角度阐释受众问题不同，传播政治经济学派发展出直接的受众理论。达拉斯·斯迈兹（Dallas Walker Smythe）在其1977年的文章《传播：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盲点》（Communications：Blindspot on Western Marxism）中认为，大众传播产业生产的并非信息、娱乐或意识形态，而是“受众”，即大众媒介通过提供内容吸引受众注意，再将受众注意力售卖给广告商。这种“受众商品论”认为受众本质上是被建构的，“真正的受众从来都是不可测量的，只能事后进行重构或评估”[16]，调查收视率/收听率即是“建构受众”的方式，不同的调查方法和样本往往产生不同数据，被大众媒介用作向广告商出售“受众”的必要依据。洪美恩在《拼命寻找受众》（Desperately Seeking the Audience）一书中对美国的受众调查系统进行深入探讨，认为这种源自媒介产业的活动实际上是对人的重新建构，“受众”不是一种身份群体，而是由业界建构而出，是一种“幻影受众”（phantom audience）。[17]因此，在传播政治经济学派的观点中，受众若非被政治和资本所影响，便是被媒介产业所建构，本质上是被权力和商业操控的产物。
综上所述，批判学派由多条分支所构成，每条分支均持有不同的受众观，围绕“受众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受众是既存的还是被建构的”“受众是易被影响的还是理性的”等议题，批判学派衍生出理解受众的多重标准。但在这些差异下，批判学派有着关于受众研究的两个共通基础，一是关注受众的反抗与解放，二是在社会环境的结构性视角中考察受众。批判范式的受众研究在这两大基础上经历了从隐性到显性的过程，即从把受众视作被政治经济力量影响的一个整体，转变为把受众作为独立的研究主体加以细致考察。这种转变背后是批判范式从宏大与悲观的研究视角转向从社会生活肌理中寻求重建传播秩序之径，以及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中揭示大众媒介商业本质的种种尝试。由此，在“受众是特殊的还是一般的”这一问题上，批判范式坚持“受众是被结构性因素影响的一般群体”这一研究前提，在研究方法和研究过程中呈现出关注“特殊受众”的趋势。但无论受众是一般的还是特殊的，建立公正传播秩序、建构个人在传播系统中的主体性，是批判学派受众研究的一贯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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