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突与争论固然无可回避，但无论如何，两大学派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尝试着将对方的理念融入自己的研究之中。正如《意义的输出：〈达拉斯〉的跨文化解读》（The Export of Meaning：Cross-cultural Readings of Dallas）（1993）一书的导论所言：“我们清醒地认识到‘趋同’或者调和的观念是不受有些人欢迎的，因为他们认为真理是通过各种范式之间的斗争而产生出来的。他们的意见或许是正确的，但我们认为，把自己束缚于个别的研究范式并扔掉解决问题的钥匙是徒劳无益的。”该书由“使用与满足”研究最主要的代表性人物卡茨与泰玛·利贝斯（Tamar Liebes）合著，详细研究了以色列、美国和日本三个不同语境中的个人如何解读通俗电视剧《达拉斯》。内容分析与意义解读在这项研究中同为关注的中心。首先，作者认为：“内容分析显然是详细说明电视播出内容的基本前提。这种分析为我们建构关于观众的解码与传播效果的假设奠定了基础，……虽然我们会强烈反对这种单纯从内容分析的角度来推断节目的传播效果的可能性，但是我们并不想贬低内容分析的作用。”然而，“尽管内容分析是一个中心关注点，但是传播研究绝不是仅此一面。还有几条不同的方法论的线索。批判理论家们以及时间上离我们更近的具有人道主义与哲学的倾向的结构主义理论家们和符号学家们明显地倾向于质化研究以及潜在的研究。主流传播研究者们——作为社会科学家——专注于用量化方法来证明传播的内容，但是更重要的区别体现在对分析单元的定义中。与定性分析相比，运用量化方法的研究倾向于更加精确化，聚焦于很小的分析单元。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精细化的研究倾向导致了对一部分节目或者一种文类的界限缺乏兴趣，而对作为一种劝诱媒介的电视的超文本更感兴趣，后者讲述暴力事件，提供关于分别被赋予英雄与恶棍身份的各种种族的信息、将不同的职业划分等级、说明预期的几种性别与阶级角色的行为模式、鼓吹消费主义的与成功的价值观。与此相反，质化的研究取向重视文类（有时是个性化的节目），强调对主题以及各个主题之间的相互关系的研究，比如说，在西方文化中文明与野蛮之间的关系。这两种分析类型确实在文类研究方面达成了一致（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如此），尤其是在关于新闻与家庭剧——它们几乎从一开始就已经占据着传播研究的领地——这两种文类的研究中。”[31]
这段长长的引文不仅总结了内容分析与效果研究的联系，而且精辟地概括出两种研究范式在关注对象上的根本差异。卡茨和利贝斯指出，两大学派不再是“一场聋子的对话”[32]，而是在解码研究上逐渐趋同。围绕“使用与满足”这一理论模式，两大学派都开始集中关注受众与文本之间交互作用的过程。批判学派意识到在关注文本时忽略了受众，从而提出受众具有三种不同的解读方式；经验学派则意识到在强调受众时对文本的忽视，从而在研究中重新恢复文本的权力。在某种意义上，《意义的输出》一书既是身体力行的“调和式”实践，也是不偏不倚的对照式理论总结，为媒介效果研究提供了一把有可能“解决问题的钥匙”。
【注释】
[1]David Gauntlett.Ten things wrong with the media‘effects’model.In Dickinson Roger，Harindranath Ramaswami，LinnéOlga.Approaches to Audiences：A Reader[M].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120-130.
[2]Krippendorff，Klaus.Content Analysis：An Introduction to Its Methodology[M].Thousand Oaks，CA：Sage，2004：413.
[3]伯杰在该书中共提到了4种分析方法，即记号学分析方法、马克思主义分析方法、精神分析的批评方法和社会学分析方法。
[4][美]Arthur Asa Berger：《媒介分析方法》，黄新生，译，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4年版，第98～99页。
[5]卜卫：《试论内容分析方法》，载《国际新闻界》1997年第4期。
[6]评估（evaluation）通常被分为三类：第一类将评估视为“价值判断”，认为评估是有系统地收集和分析资料，以决定某一事物的价值；第二类视评估为“实际表现与理想目标两相比较之历程”；第三类视评估为“协助决策之形成”，通过系统地收集分析资料，以协助决策者在诸种可靠的途径中择一而行。就评估取向而言，可以分为假评估（pseudoevaluation）、准评估（quasi-evaluation）和真评估（true-evaluation）。假评估是政治导向研究，以评估为名，实际上却将评估所得信息有选择性地公开，甚至伪造研究发现，使外界产生错误的判断，其主要类型有政治操控研究、公开授意研究等；准评估是问题导向研究，主要是以适当的方法来解答特定问题，呈现资料，因其关心焦点较窄，无法深入探究资料背后的意义，并判别其价值与优点，其主要类型有目标本位研究、绩效研究等。真评估是价值导向研究，强调真正的评估工作，应透过对评估客体之价值与优点做综合性调查，反对具有偏见的研究，其主要类型有认可研究、政策研究等。
[7]我国台湾译本原文如此。
[8][英]丹尼斯·麦奎尔：《特新大众传播理论》，陈芸芸、刘慧雯，译，台北韦伯文化2003年版，第598页。
[9][英]斯图亚特·霍尔：《编码，解码》，载罗钢、刘象愚：《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45页。
[10][美]约翰·费斯克：《英国文化研究和电视》，载罗伯特·C.艾伦：《重组话语频道》，麦永雄、柏敬泽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87页。
[11]张开、石丹：《提高媒介传播效果途径新探》，载《现代传播》2004年第1期。
[12]George.Gerbner.TV violence and the artof asking the wrong question[EB/OL].http：//www.medialit.org/reading＿room/article459.html.
[13]Stanley J.Baran，Dennis K.Davis.Mass Communication Theory：Foundations，Ferment and Future[M].Beijing：Qinghua University Press，2003：324.
[14]王旭：《收看电视与对治安观感之间的关联：涵化理论的验证》，http：//140.109.196.10/pages/seminar/sp/socialq/wang＿xu.htm.
[15][美]格伦·G.斯帕克斯、[美]谢里·W.斯帕克斯：《媒介暴力的影响》。[美]简宁斯·布莱恩特、[美]道尔夫·兹尔曼：《媒介效果——理论与研究前沿》，石义彬、彭彪，译，华夏出版社2009年版。(www.xing528.com)
[16]Stanley J.Baran，Dennis K.Davis.Mass Communication Theory：Foundations，Ferment and Future[M].Beijing：Qinghua University Press，2003：200.
[17][美]理查德·韦斯特、[美]林恩·H.特纳：《传播理论导引：分析与应用》，刘海龙，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16页。
[18]Stanley J.Baran，Dennis K.Davis.Mass Communication Theory：Foundations，Ferment and Future[M].Beijing：Qinghua University Press，2003：298.
[19][美]希伦·A.洛厄里、梅尔文·L.德弗勒：《大众传播效果研究的里程碑》，刘海龙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91页。
[20][美]希伦·A.洛厄里、梅尔文·L.德弗勒：《大众传播效果研究的里程碑》，刘海龙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08页。
[21]柯惠新、祝建华、孙江华：《传播统计学》，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202页。
[22][美]格伦·G.斯帕克斯、[美]谢里·W.斯帕克斯：《媒介暴力的影响》。见[美]简宁斯·布莱恩特、[美]道尔夫·兹尔曼：《媒介效果——理论与研究前沿》，石义彬、彭彪，译，华夏出版社2009年版。
[23][法]皮埃尔·布尔迪厄：《关于电视》，许钧，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9页。
[24][法]皮埃尔·布尔迪厄：《关于电视》，许钧，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4页。
[25][美]尼尔·波兹曼：《童年的消逝》，萧昭君，译，台北远流出版公司2002年版，第102页。
[26]具体的研究过程与结论请参阅：[美]希伦·A.洛厄里、[美]梅尔文·L.德弗勒：《大众传播效果研究的里程碑》，刘海龙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82～286页。
[27][英]阿兰·斯威伍德：《大众文化的神话》，冯建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3页。
[28][英]丹尼斯·麦奎尔、[英]斯文·温德尔：《大众传播模式论》，祝建华、武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第103页。
[29]殷晓蓉：《战后美国传播学的理论发展：经验主义和批判学派的视域及其比较》，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30]殷晓蓉：《战后美国传播学的理论发展：经验主义和批判学派的视域及其比较》，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31][英]泰玛·利贝斯、[美]埃利胡·卡茨：《意义的输出：〈达拉斯〉的跨文化解读》，刘自雄，译，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第10页。
[32]作者认为，传播学研究中一些人埋头研究通俗文化的文本，但对观众知之甚少；另一些人致力于研究文本在受众身上产生的效果，但对文本一无所知。布拉姆勒等人将这种反常称为“一场聋子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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