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然，经验学派与批判学派对“使用与满足”有着各自不同的理解与应用。
1974年杰伊·布拉姆勒（Jay G.Blumler）和卡茨主编的《大众传播的使用》（The Uses of Mass Communications：Current Perspectives on Gratifications Research）一书，将20世纪四五十年代称为“使用与满足”研究的童年时期，1970年到达其成熟期，该书同时还论述了“使用与满足”理论开展调查研究的基本逻辑：具有社会和心理根源的需求，引起期望，即大众媒介和其他信源（的期望），它导致媒介披露的不同形式（或从事其他活动），结果是需求的满足，和其他或许大多是无意的结果。[28]经验主义的使用与满足研究可以划分为“传统”与“现代”两个时期。传统时期包括一大部分围绕无线电广播开展的研究，如1938年的“火星人入侵地球”广播剧引发的恐慌研究，1940年日间广播连续剧的听众研究，等等。1960—1970年的现代时期研究更为复杂，如施拉姆等20世纪60年代进行的美国儿童使用电视情况的研究等。这一时期得出了一个相当一致的观点：是人在使用媒介，而不是媒介在使用人；效果研究从“媒介对受众做了什么”转向“受众可以对媒介做什么”。
使用与满足理论受到经验学派的推崇不足为奇，而且它“在美国特别有生命力”，因为“美国的传播媒介也是私营的赢利企业，其真实和主要的目的是制作和传播能够尽可能多地吸引听众、观众和读者的内容，以牟取最大利益，而了解受众的需要和对媒介内容的满意程度的研究无疑是和这一目的相吻合的”[29]。因此，内容分析依然是经验学派使用与满足研究的主要工具。(www.xing528.com)
批判学派同样承认“使用与满足”为媒介效果研究所带来的转折性作用，虽然“它侧重于个体消费者在使用媒介中获得的满足，而不考虑媒介生产者所追求的效果。……颠倒了媒介研究中的所谓因果关系的方向：受众通过对媒介的选择‘造成了’媒介效果，而生产者仅只提供了原材料”[30]。但是在批判学者眼中，经验学派的使用与满足研究仍然是聚焦于媒介本身，热衷于对特定传播内容的考察，而忽略了宏观层面的、社会结构与文化意义的思考。因为媒介内容并非孤立于社会结构与文化经验之外，内容丰富也未必代表着选择的多样性，媒介霸权下生产出的同一化内容可能制造出“虚假的满足”，利益驱动下生产出的媚俗化内容也有可能导致文化品位的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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