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创新与经济发展：创新新闻学的全新解读

之所以将“创新新闻学”纳入“传播与发展”这一议题下进行讨论，首先是因为创新新闻学与发展新闻学有着共同的理论渊源——创新扩散；其次，创新扩散“是关于新观念与新技术如何、为什么，以及以何种速度在文化中传播的研究”，创新新闻学正是围绕技术创新与经济发展展开讨论。“技术”既是发展传播研究中的主要推动力，也是创新新闻学的研究起点。在这个意义上，创新新闻学是在技术日新月异的信息社会语境下、从一个相对中观的层面探讨传播与发展，在新世纪为这一老议题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与理论尝试。

“创新新闻学”这一概念最早出现于2003年大卫·洛德福斯（David Nordfors）的文章《创新新闻学的概念及其发展规划》（The Concept of Innovation Journalism and a Programme for Developing It）。洛德福斯是物理学博士，曾就职于瑞典最大的IT杂志，2003年6月瑞典创新署（Swedish Government Agency for Innovation Systems，VINNOVA）设立创新新闻学基金，洛德福斯出任项目主任。2004年4月第一届创新新闻学会议在斯坦福大学召开，由VINNOVA与斯坦福学习创新中心（Stanford Center for Innovations in Learning）^[45]合作举办。同年芬兰与德国的大学开设了创新新闻学或创新传播学（innovation communication）的课程。2005年，在斯蒂格教授的穿针引线下，瑞典银行业沃伦伯格（Wallenburg）家族^[46]从该年度起，连续三年、每年提供100万美元，作为学习创新中心的研究经费，其中一部分作为创新新闻学之用。^[47]第二、第三届创新新闻学会议分别于2005年4月和2006年4月继续在斯坦福大学举行。

创新新闻学，简言之，即“报道创新的新闻学”（journalism covering innovation）。创新是当今世界经济增长的最大驱动力，创新系统（innovation systems）中各专业领域、各参与者之间的互动与联系越来越多，传媒是最大的信息来源和传递通道。在创新系统中，传统新闻报道领域的划分受到挑战。传统新闻学通常把报道领域分为经济、科技、政治，等等，创新新闻学打破了这样的划分，集中报道这些领域中的“创新”部分，以及它们之间如何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例如，它们的研究与开发、创新管理有多强大？创新能否赢利？创新新闻学报道的主要议题包括科学技术的发展趋势、研究与开发政策、无形资产权、投资、技术标准、工业生产过程、新技术行销、商业模型、政策等。对这些问题进行调查、分析并发表有建设性的意见，需要记者同时对技术与经济的相关问题有透彻的理解。^[48]洛德福斯希望“创新新闻学”这一概念在学术层面成为一个新的学科分支（discipline），在实践层面开创一个新的报道领域。

创新新闻学在创新系统中的角色是，把有关“技术商品化”（technology commercialization）的信息传递给竞争组织、潜在的投资者、技术提供者与研究者，从而改进创新系统。有研究者提出，确切地说，创新新闻学是“报道新兴技术商品化的新闻学”^[49]。因此，发明（invention）与创新，技术与经济成为理解创新新闻学的两组关键概念。

发明与创新“发明”是指具体的发明创造，是一个创作品（creation），在创新系统中，“发明”通常是指新兴技术，如网络技术、生物技术，等等。而“创新”既包括发明创造的产生，也包含其商业化的使用。从“发明”到“创新”的过程即是新兴技术商品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公众对“发明”的广泛接受必不可少，大众传播及记者在其中扮演着分享知识、传播新技术或新概念的重要角色。

技术与经济技术与经济的结合是创新新闻学的重要议题，因为“发明”（技术）只能花钱，不能赚钱，只有在市场上出售，使发明创造成为商品，才能使其转变成利润与财富。换言之，在科学研究、科技革新中投入的金钱变成了新的知识，“创新”的任务就在于让这些新的知识转化成经济效益。20世纪末的IT革命使经济创新与技术创新产生“聚合”。但在绝大多数新闻媒体中，经济与科技仍分属两个不同的报道领域，使其无法深入地描绘出创新的全景。处于创新系统中的新闻学，无论在实践层面还是理论层面均远远滞后于科技与经济的发展。创新新闻学的提出旨在促进经济与技术的结合，其最终目的是促进新技术的商品化与市场化。同时也是新闻学自身的一次革新，将当代新闻学的理念与使命置于总的科技新生态或新环境之中。

传播媒介是创新系统中的参与者而不是观察者。新闻的角色从单纯的启蒙转变为趋势观测（trend spotting）。把新闻纳入创新系统之中，可使记者获得全新的视角，进行公平而独立的报道。经新闻记者报道的创新内容，反映出记者的理解水平，同时也为公共辩论的水平和知识的质量设定了基准。好的创新新闻学可以通过提供更好的共同知识（common knowledge）和对创新议题的理解，从而提升公共辩论的品质。“在工业经济中，创新是关键。在民主中，新闻是关键。因此在民主工业经济（democratic industrial economies）中，致力于报道创新的新闻学应该是关键。”^[50]

成功的创新系统需要在不同的专业人员之间进行互动并实现知识共享，传媒是分享知识的最主要的来源与通道。创新新闻学的精髓在于“商业影响”。一方面，它是报道“技术商品化”的新闻学；另一方面，它也可以给新闻学本身带来商机。创新新闻学可以改进创新系统，而创新系统也可以为创新新闻学提供商业化市场。不同层次的创新系统（包括全国性的、地方性的和行业性的）为创新新闻学提供了潜在的受众市场。根据创新系统的不同层次，创新新闻学也可以相应地划分为：国家创新新闻学、地区创新新闻学和行业创新新闻学。

创新新闻学试图在技术与经济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寻找共同基础促进相互之间的聚合。只有同时报道“发明”及其“市场”的新闻才能被贴上创新新闻学的标签。否则只能算作传统意义上的经济新闻或科技新闻。

创新新闻学是“有关创新的新闻学”（journalism about innovation），而不是指新闻学中的创新（innovations in journalism）。新闻学的创新一直是“技术论”者的关注焦点。在技术论的视野下，新闻学是技术创新的受益者，是新闻技术的使用者。但在创新新闻学中，新闻学与新兴技术之间的关系不再如此简单。一方面，通过采用信息技术，尤其是互联网技术，新闻学自身得到了越来越迅速的发展。技术是一种发展迅速的工业，报道技术的媒介同样需要及时快速。另一方面，现代媒介不仅仅是报道创新，其自身也越来越成为革新者（innovators）。创新新闻学可以：（1）提供有关新技术及其对生活的影响的见解；（2）探测科学、经济及社会的发展趋势；（3）为政策制定及决策者判断未来提供帮助；（4）帮助股票持有者评估新的启动资金；（5）鼓励科学家做更多的创新研究。^[51]

技术的发展使大众传媒从无视研究与发展转变成研究密集型行业。研究与发展渗透到新闻业的方方面面，激发新的新闻报道方式与新的传播方式、发行方式及经济模式的整合。这表明新闻组织方式正在发生着梦幻般的变化。技术的发展使新闻具有了向更大范围、更多受众传播信息的能力，同时也使新闻业的经济模式发生改变。在互联网出现之前，媒介依赖概率模型（probability models）收集目标受众的信息，网络可以精确地知道受众在何时何地接收了新闻或广告，这使得广告商的付费依据，从之前的“可能性”（probability）变成了“为每个举动付费”（pay per action）。这也使广告商与受众之间的直接互动成为可能，得到更多的有关受众的信息。因此，新闻业中的研究与发展会得到更多的投入，在全新的服务和经济模式下测量受众行为以及内容的普及情况。^[52]

新闻学的创新是一个历时性的概念，新闻学的发展依赖并受制于技术的发展。创新新闻学则是一个共时性的概念。在时间层面，新闻学的创新强调历史进程，创新新闻学的关注焦点显然更多地倾向于互联网及其之后出现的新兴技术。在空间层面，新闻学的创新是二维的，着重探讨新闻学与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创新新闻学则是多维的，新闻学被置于立体的、多面向的创新系统之中，受系统的影响并对系统中的其他构成产生影响。

在理论渊源上，创新新闻学借鉴了“创新扩散”与“议程设置”的核心理念，是“创新扩散理论”的延续，只不过这次推动其进程的主要力量始于科技界而非新闻界。互动与知识共享是创新系统的基础。把发明创造变成创新，必须要经历一个让人们知道、接受并使用它的过程。创新新闻学是要让公共了解创新的相关议题，使其进入公共的视野之中，使之成为“共同知识”或公共知识，让公众关注并探讨如何促进生产力的增长，如何让创新影响国家经济。创新新闻学的使命就在于为公众设置一个良好的议程，以供讨论，使新闻与科技、经济同速前行，并成为未来发展的导航系统。在这个意义上，创新新闻学是未来导向（future-oriented）的新闻学，是关于变化的新闻学。

把创新新闻学置入媒介效果研究的视野中，“分享”（sharing）与“互动”（interaction）成为其主旨。在传统效果研究中，无论是单向还是双向，传者与受众界线分明，且信息传递、受众接收、产生效果、受众反馈之间存在或多或少的时间差，而创新新闻学一方面强调新科技对媒介技术发展的影响，传者对新科技的运用，另一方面也强调新闻学在新科技传播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与地位，强调媒介如何有效地报道创新，如何用报道影响公众对各个领域创新的理解与接受，如何加速创新的扩散。媒介具有给予创新者更多成功机会的力量。“创新”不仅仅与技术相关，它还涉及引导发展的管理体系、社会系统与文化趋势。因此，公共政策、高等教育、研究与开发、制造业、市场营销、金融等都因同处于创新体系（innovation systems）中而紧紧缠绕。媒介从单纯的技术受益者变成了参与者与推动者。“创新不是一个线性的过程。创新过程是一个处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发展及商品化之间的反馈回路式的嵌套系统（nested system of feedback loop）。”^[53]（见图2-1）处于创新系统中的新闻媒介也不再仅仅产生线性的“效果”（无论是单向还是双向效果论，其本质都是线性模式的你来我往），而是环状的、交互式的“影响”。

图2-1　创新过程的嵌套体系^[54]

创新新闻学是分析技术与经济变化、趋势及发展的工具，其对于业界的推动大于理论研究。在这个意义上，创新新闻学或许更应被译为“创新新闻业”，因为它更倾向于“术”。但我们远不必苛刻其理论成就的大小，作为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创新新闻学为因思维定势而裹足不前的媒介效果研究打开了一扇吹入清新空气的窗户。

经验学派与批判学派的根本差异在于对媒介效果截然不同的理解。“批判学者认为，大众传播被现存的制度用来控制社会，而经验主义学者认为媒体能够帮助改进社会中的社会问题，并能够引导渐进的社会变化。对于批判学者来说，关键的问题是谁拥有和控制大众媒体，这是一种宏观的看法。经验主义学者主要关注媒体对于个体受众成员的效果，这是一种微观的看法。”^[55]正是对大众传播社会作用看法的本质差异导致了经验学派与批判学派在研究立场、研究方法、研究对象、研究目的等诸多层面的根本不同。

【注释】

[1][美]Arthur Asa Berger：《媒介分析方法》，黄新生，译，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4年版，第98-99页。

[2]石义彬、单波：《比较与整合：西方媒介理论新动向》，载《国际新闻界》2000年第3期。

[3]Todd Gitlin.Media sociology：The dominant paradigm[J].Theory and Society，1978（6）：205-253.

[4]William J.Mcguire W J.The myth of massive media impact：Savagings and salvagings[J].Public Communication＆Behavior，1986（1）：173-257.

[5]Jack M.McLeod.Gerald M.Kosicki and Zhongdang Pan.On understanding and misunderstanding media effects.In James Curran and Michael Gurevitch（Eds.），Mass Media and Society[M].London：Arnold，1991：236.

[6]潘忠党：《媒介效果实证研究的话语：对一个研究领域的理解与误解之反思》，http：//web.cenet.org.cn/web/keyouxz/index.php3？file＝detail.php3＆nowdir＝＆id＝75766，2005。

[7]Bernard Berelson.The state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J].The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1959，23（1）：1-6.

[8][美]E.M.罗杰斯：《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殷晓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年版，第231、233页。

[9][美]E.M.罗杰斯：《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殷晓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年版，第233页。

[10]Peter Golding，Graham Murdock.Theories of communication and theories of society[J].Communication Research，1978，5（3）：339-356.

[11]潘忠党：《媒介效果实证研究的话语：对一个研究领域的理解与误解之反思》，http：//web.cenet.org.cn/web/keyouxz/index.php3？file＝detail.php3＆nowdir＝＆id＝75766，2005。

[12]Everett M.Rogers and Steven H.Chaffee.The past and the future of communication study：Convergence or divergence？[J].Journal of Communication，1993，43（4）：125-131.

[13]James D.Halloran.A case for critical eclecticism[J].Journal of Communication，1983，33（3）：270-278.

[14][美]E.M.罗杰斯：《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殷晓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年版，第314页。

[15][美]E.M.罗杰斯：《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殷晓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年版，第316页。

[16]Todd Gitlin.Media sociology：The dominant paradigm[J].Theory and Society，1978（6）：205-253.

[17]Todd Gitlin.Media sociology：The dominant paradigm[J].Theory and Society，1978（6）：205-253.

[18]Todd Gitlin.Media sociology：The dominant paradigm[J].Theory and Society，1978（6）：205-253.

[19]Todd Gitlin.Media sociology：The dominant paradigm[J].Theory and Society，1978（6）：205-253.(www.xing528.com)

[20][美]斯蒂文·小约翰：《传播理论》，陈德民，叶晓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07页。

[21]金兼斌：《传播研究典范及其对我国当前传播研究的启示》，载《新闻与传播研究》1999年第2期。

[22]萧俊明：《文化转向的由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21页。

[23][英]约翰·斯道雷：《文化理论与通俗文化导论》，杨竹山、郭发勇、周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69页。

[24][美]托德·吉特林：《新左派运动的媒介镜像》，张锐，译，华夏出版社2007年版，第189页。

[25][美]托德·吉特林：《新左派运动的媒介镜像》，张锐，译，华夏出版社2007年版，第189页。

[26][美]C.赖特·米尔斯：《权力精英》，王崑、许荣，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封底。

[27][美]托德·吉特林：《新左派运动的媒介镜像》，张锐，译，华夏出版社2007年版，第198页。

[28][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刘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53页。

[29][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刘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19页。

[30][美]斯蒂文·小约翰：《传播理论》，陈德民、叶晓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07页。

[31]Peter Golding，Graham Murdock.Culture，communication，and political economy.In James Curran and Michael Gurevitch（Eds.），Mass Media and Society[M].London：Arnold，1991：70-93.

[32]“受众商品论”是由斯麦兹（Dallas Smythe）在1977年提出的。他认为，在垄断资本主义下，受众已成为一种商品，大众媒介是这种商品的生产者，而广告商是买主。大众媒介通过制作形形色色的媒介内容吸引受众，从而使受众能顺道注意媒介内容中夹带的广告。媒介内容越具吸引力，就越能招揽到受众，受众越多，广告商也就越愿意出资购买这种商品。

[33]Herbert I.Schiller.Critical research in the information age[J].Journal of Communication，1983，33（3）：249-257.

[34]Peter Golding，Graham Murdock.Culture，communication，and political economy.In James Curran，Michael Gurevitch（Eds.），Mass Media and Society[M].London：Arnold，1991：70-93.

[35]Peter Golding，Graham Murdock.Culture，communication，and political economy.In James Curran，Michael Gurevitch（Eds.），Mass Media and Society[M].London：Arnold，1991：70-93.

[36]《信息社会的传播权CRIS运动的缘起与主张》，冯建三，译，http：//www3.nccu.edu.tw/～jsfeng/20030115.doc。

[37][美]E.M.罗杰斯：《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殷晓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年版，第197页。

[38][美]希伦·A.洛厄里、梅尔文·L.德弗勒：《大众传播效果研究的里程碑》，刘海龙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06、116、117页。

[39][美]希伦·A.洛厄里、梅尔文·L.德弗勒：《大众传播效果研究的里程碑》，刘海龙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11、116页。

[40]殷晓蓉：《战后美国传播学的理论发展：经验主义和批判学派的视域及其比较》，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92页。

[41]殷晓蓉：《战后美国传播学的理论发展：经验主义和批判学派的视域及其比较》，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97页。

[42][英]汤林森：《文化帝国主义》，冯健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90～291页。

[43][英]汤林森：《文化帝国主义》，冯健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70页。

[44]殷晓蓉：《战后美国传播学的理论发展：经验主义和批判学派的视域及其比较》，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99页。

[45]该中心创办人斯蒂格·海格斯壮（Stig Hagstrom）教授曾经担任瑞典高等教育大学校长。

[46]斯坦福大学学习创新中心四层楼房以此命名。

[47]冯建三：《春游史丹佛，创新新闻学》，http：//www.ccis.nccu.edu.tw/CCIS%20Epaper/200602/0501.htm.

[48]David.Nordfors.The concept of innovation journalism and a programme for developing it[J].Innovation Journalism，2004，1（1），http：//www.innovationjournalism.org/.

[49]Magnus Höij.Components of innovation journalism[J].Innovation Journalism，2004，1（5），http：//www.innovationjournalism.org/.

[50]David Nordfors.Why we need innovation journalism，and where it may have a market[J].Innovation Journalism，2004，1（3），http：//www.innovationjournalism.org/.

[51]Eva Barkeman.How to integrate innovation journalism into traditional journalism[J].Innovation Journalism，2006，3（4），http：//www.innovationjournalism.org/.

[52]David Nordfors.Innovation journalism：Towards research on the interplay of journalism in innovation ecosystems[J].Innovation Journalism，2006，3（2），http：//www.innovationjournalism.org/.

[53]Jan Sandred.Biotech Sweden：A business model case study in innovation journalism[J].Innovation Journalism，2004，1（3），http：//www.innovationjournalism.org/.

[54]Jan Sandred.Biotech Sweden：A business model case study in innovation journalism[J].Innovation Journalism，2004，1（3），http：//www.innovationjournalism.org/.

[55][美]E.M.罗杰斯：《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殷晓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年版，第1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