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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所有权制造共识:西方媒介效果研究的历程与转向

时间:2023-11-18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30]“所有权”同样可以理解为具有经济的和政治的双重意涵。[31]在这个意义上,从“所有权”的角度审视媒介效果,首先要将传播视为一种经济活动,从生产、分配、流通、交换等过程来观察媒介及其传播行为,关心文化产品的制造,重视文化生产对文化消费的影响力。正是在政治与经济所有权的双重控制下,媒介制造出了“天下大同”的共同意见。

用所有权制造共识:西方媒介效果研究的历程与转向

批评的社会科学往往在本质上是经济的和政治的。[30]“所有权”同样可以理解为具有经济的和政治的双重意涵。就现象而言,越来越多的媒介集中于越来越少的大公司手中,文化生产愈来愈受到商业策略的制约,受众成为商品;就本质而言,现代大众媒介的历史不仅仅是指媒介逐渐融入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的经济史,同时也是它们争取实践公民权的政治史。国家不仅仅是传播制度的管制者,它本身就是一个拥有庞大权力的传播者。[31]

在这个意义上,从“所有权”的角度审视媒介效果,首先要将传播视为一种经济活动,从生产、分配、流通、交换等过程来观察媒介及其传播行为,关心文化产品的制造,重视文化生产对文化消费的影响力。赫伯特·席勒在其论文《信息时代的批判研究》(Critical Research in the Information Age)中提出“生产”(production)应该成为传播学研究的核心概念,其优势在于“可以让研究者直面权力所有者,检查他们的目标,监控他们的方法,评估他们的过程和产品,……并预测传播学领域的发展”。同时,对“生产”的研究还可以彻底揭示基本制度的重要性,这些都是传统研究轻视或忽视的问题。基于市场有效性的传统研究,把个人变成了“受众商品”(audience commodity)[32]。其所谓的政治多元主义,表面看起来似乎可以使所有群体受益,但事实上并未表现出美国及其他类似社会的权力真相。与经验学派的传统研究不同,批判研究强调信息作品的生产而非媒介产品的个人消费和影响;关注权力的来源和运作,尤其是与传播过程和信息流动相关的权力;展现出对社会进程和制度持续变化的觉醒,或对历史进行不同的解读。在传播政治经济学者的视野中,“传播学研究的议程最终一定要由被压迫国家、阶级、种族和人民的需要来决定。在这种情况下,还有什么动机比为新出现的、更多的人类社会形式而斗争更好呢?”[33]

其次,要检视文本的政治经济学,以便了解媒介产品中的再现与外在生产、消费的物质现实(material realities)之间的关系,要评估文化消费的政治经济学,以便说明在物质和文化资源之间不平等的关系。[34]艾弗拉姆·诺姆·乔姆斯基(Avram Noam Chomsky)先后在1988年、1997年出版了《制造共识:大众媒介的政治经济学》(Manufacturing Consent: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Mass Media)(与爱德华·赫尔曼Edward Herman合著)和《媒介控制:宣传的壮观成就》(Media Control:The Spectacular Achievements of Propaganda),他对在资本家控制下的“公司化媒体”深恶痛绝,认为美国民意从来就不是“美国公众的民意”,而是少数精英的利益。美国媒体长期被大财团所垄断,而这些财团与政治集团向来关系密切,因而这些所谓主流媒体根本不是在传播“公众意见”(public opinion),而是在制造“精英利益”(elite interest)。正是在政治与经济所有权的双重控制下,媒介制造出了“天下大同”的共同意见。(www.xing528.com)

在这个意义上,批判学派的媒介影响研究主要从两个角度来揭示媒介所有权如何影响、控制意见的形成:“第一,研究传播机构的所有权类型,以及所有权类型控制传播活动的影响力。第二,研究国家管制和传播机构之间关系的本质。”[35]

2001年11月,许多积极致力于媒体及传播事务的非政府组织联合成立的“传播权平台”(the Platform for Communication Rights)启动了信息社会传播权(Communication Rights in the Information Society,CRIS)运动。这一运动的发起是基于对现在信息社会状况的不满——收音机电视与各种电信传播所需使用的空中电波,日益明显地陷于东切一块西切一块的情况,出最高价格的人就能使用;曾经是新兴的、极有新公共领域前景的互联网愈来愈落入了商业化及受控制的险境;媒介内容饱受消毒过滤及同质化之苦,媒介将消费至上的生活形态卖给了大众,然后又将大众卖给了广告商。CRIS认为传播权是一个手段,必须用来提升各种人权,并用来强化人们及社群的、社会的、经济的及文化的生活,构建以人为中心的信息社会。[36]围绕“权力”观念展开的批判学派媒介效果研究,侧重于从宏观层面探讨谁拥有媒介和谁控制媒介,大众媒介又如何被用来控制社会。在某种意义上,批判学派效果研究的宗旨,正如法兰克福学派复兴的重要代表人物尤尔根·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期盼的那样,“希望传播成为解放性的,从其效果研究中摆脱出来”[37],不再停留于考察“是什么”(to be),而着重思考“应该是什么”(ought to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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