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60年代，经验学派之所以能在媒介效果研究领域一枝独秀，与其自身不断寻求突破、推陈出新不无关联，正是在兴奋与忧虑的共存中，经验学派的效果研究展现出持续发展的旺盛生命力。
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不断有证据表明，大众传播的影响十分有限。1960年，克莱珀纵览数百个媒介效果研究，得出结论：大众传播通常并不是效果产生的必要和充分条件，而是经由一些中介因素产生影响，大众传播的效果是有限的。“使用与满足”赋予了媒介效果研究以新的希望，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方向。[30]“使用与满足”把媒介使用与现实世界相联系，研究媒介的使用行为对受众的影响，把效果研究的中心从传者转向了受众，不再一味强调信息的传递，而更多地探讨信息的选择与使用，可以提供更正确的、更有意义的关于大众传播社会角色的描述。用“人们如何对待大众传播？”代替“大众媒介对人们做了什么？”，使用与满足理论“一方面是‘功能论’的延伸，认为人们求取资讯是为了满足某种需求，以维持心理结构的平衡；另一方面也代表了十足的理性和个人主义，认为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的需欲，以及知道使用什么媒介去满足需欲。媒介的效果便是从受众的角度来看的”[31]。同时，“使用与满足”使研究者观察到媒介效果有可能是长期的、累加的、难以确定的，而不仅仅是短期的、独立的。这不仅是对“刺激－反应”的有力回击，更在方法与理念上为媒介效果研究开创了崭新天地。
“使用与满足”提供了一种功能性分析（functional analysis）的方法。克莱珀激动地提出，“使用与满足”如果想达到其最大的效用，首先必须在精确性上大大提高。传播学研究者必须从追随这样的范式开始，详细说明能够提供特定满足或确保被使用的媒介情境的精确要素，如内容、内容的构成元素、收视收听的过程、媒介的概念，等等，在功能性分析中必须详细具体。其次，不仅要考虑到观测使用，还要考虑到使用对个体、社会群体，以及社会的“后果”（consequences），要重视对结果的研究，而不仅仅是观测使用行为，要证明（demonstrated），而不是假设（assumed）。[32](www.xing528.com)
虽然在批判学派眼中，“‘使用’研究简直是问错了问题，至少不是最重要的问题，光问人们如何使用媒介，不但琐碎无意义，且只是维护既有社会秩序的作用而已”[33]。但对经验学派而言，“使用与满足”犹如长夜里的一道亮光，照亮了黎明前的黑暗。它让效果研究在“媒介万能论”饱受质疑的困扰中看到了“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欣喜。
在历史演进过程中观照经验学派一枝独秀的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虽然成果斐然，但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乃是拉扎斯菲尔德和“使用与满足”。拉扎斯菲尔德将社会科学研究范式在媒介效果研究中推向极致，他和他的研究都成为考察西方媒介效果研究中不可越过的经典。“使用与满足”推动了“媒介万能论”到“有限效果论”的转向，使经验式效果研究找到了持续发展之路，成为承上启下的重要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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