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社会”是文化研究、政治研究与社会研究中的重要概念，同时也与传播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大众媒介（mass media）、大众传媒（mass communication）等术语的产生均与“大众”（mass）一词的意义脉络相关。“传播史上第一个媒介的经验性研究就是建立在20世纪初流行的‘大众社会’概念之上。随着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不断地提出其他的有关人类本性和社会运行规律的理论，大众传播过程和效果的一些新的思维方法也随之发展起来。因此，有关人类心理运动和社会结构的主流理论，直接影响着传播学者对大众传播效果研究对象的选取。……这一概念是早期大众传播研究的学术基础。”[6]在大众社会的核心观念下，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不断加快，社会阶层不断分化，社会差异不断增加，社会规范愈加混乱，受众被贴上了“分散的”“个性消失”“受群体精神统一律支配”等标签，面对如潮水般迅猛发展的大众媒介，顷刻失去了防御能力，成为一触即倒的乌合之众。“魔弹论”也因此应运而生。
流行于20世纪初的大众社会理论，系统论述了社会秩序与个人之间的联系方式，但并未对个体进行深入的心理分析。当学者们逐渐意识到大众媒介的强大力量时，心理学开始在解释媒体与大众之间的关系中扮演重要角色。查尔斯·罗伯特·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的进化论对此影响颇深。《物种起源》（The Origin of Species by Means of Natural Selection）不但引起了自然科学某些领域的根本重建，而且对社会科学也产生了重要影响。进化论不仅使科学家们放弃了上帝造人的观念，而且使他们开始注重对人类思考方式的研究，遗传学与生物学得以运用来解释人类行为，心理学也得到进一步发展，“刺激－反应”被认为是人类本能或由遗传决定，而非智力决定。实用主义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是达尔文的强力支持者，他将遗传导致的个体差异称之为“本能”（instincts），认为人类的思想会积极而持续地与社会环境相调适，“本能”在与环境的互动过程中导致了习惯或长期行为。这些成为“魔弹论”产生的理论基础以及心理学解释。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某些观点吸引了查尔斯·霍顿·库利（Charles Horton Cooley）和帕克等芝加哥学派的理论家，尽管后来他们都反对社会达尔文主义，但帕克还是利用进化论的观点区分了四种主要的社会进程：竞争、冲突、适应与同化。然而，在大众媒介与个体的相互关系、相互作用的形成机制上，达尔文式的生物解释遭到了芝加哥学派和行为主义的驳斥。(www.xing528.com)
大众社会理论和进化论分别从社会关系和个人心理层面为“魔弹论”提供了理论支持。在媒介效果研究的公认历史中，“魔弹论”也恰恰是第一个被普遍接受的理论模式，虽然之后媒介效果研究的结论千变万化，但“大众社会的概念，在这些最初关注新兴媒介效果的学者们头脑中，已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维方式。”[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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