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媒介效果研究的范式对话及历程

美国《传播学期刊》（Journal of Communication）围绕传播学学术身份、学科发展和研究范式等议题出版过四次特刊，分别是1983年“领域的骚动”（Ferment in the Field）^[30]、1993年“领域的未来：在分裂与结合之间”（The Future of the Field：Between Fragmentation and Cohesion）、2008年“交集”（intersections）和2018年“新酵母”（Ferments of the field）。这四次讨论纪录着传播学学术成长的主导趋势和关键发展，在传播学史上堪称经典，众多传播学界的知名学者为这四期特刊撰稿，其刊发的论文日后成为许多院校传播学研究和教学的必读书目，在众多传播学研究中也广为引用。

1983年的特刊由乔治·格伯纳（George Gerbner）担任主编。这期特刊集中刊出了10个国家、41位著名传播学学者撰写的35篇论文。讨论围绕两个根本问题展开，一是有关传播学的学科地位：传播学究竟是独立的学科还是进入其他学科研究的一个“简单易入”的大门或通道？二是有关传播学的研究方法：经验研究与批判研究应该各自为政、相互对立，还是相辅相成、共同发展？1993年重在思考“领域的未来”，编者用两期特刊的篇幅就传播学领域十年间新出现的问题与未来进行了又一次颇具影响的讨论。这次共刊登出48篇论文，围绕5个争议性议题展开：（1）该领域原有的论战大部分已经解决，新的论争尚未出现，寻找通用的传播学研究范式的渴望已经被更易接受的理论多元主义所取代；（2）传播学既不能影响新闻和传播实践，也不能规划传播政策，未来它将更关注与社会相关的研究；（3）传播学之所以缺乏学科地位，原因在于没有核心知识（core of knowledge）；（4）冷战虽然已经结束，但意识形态和方法论上的斗争依然在分裂着我们的研究领域；（5）媒介效果问题仍然是传播学研究的黑匣子，依然在提出无法解答的问题。编者把这两期特刊称为“经验主义的观察报告”，他们发现传播学领域的“向心力”与“离心力”同时存在，研究范式之间依然相互作战。编者认为，传播学研究可以粗略地划分为“两个半模式”：第一个是轮廓分明的行为科学，第二个是阐释性的人文研究，另一种规模小得多、只能作为“半个”的是传播政策研究。2008年特刊篇幅相对较小，但对传播学研究范式和效果的关注依旧。2018年特刊以“新酵母”为题，一方面是对格伯纳的致敬，另一方面也是《传播学期刊》对研究传统的某种坚持和延续。最近的这次讨论有众多学者希望能够重新建构两种范式之间的对话机制，以助批判学派重放光芒。(www.xing528.com)

虽然这四次特刊的讨论并非完全围绕媒介效果研究展开，但它在媒介效果研究中影响甚广，有多篇文章直接或间接与媒介效果研究相关，尤其是在研究范式层面。不同学者持有不同的立场与观点，既有强烈支持经验研究的“经验派”，也有强烈支持批判研究的“批判派”，但经过反复研讨，越来越多的学者主张，经验研究与批判研究应该取长补短、相互融合，虽然这其中有些对经验研究更为青睐，有些对批判研究有所倾向，但总体上形成了阵容强大的“折衷派”或“融合派”，一如格伯纳在这次讨论中看到的欣喜，“现在传播学者们能以更平衡的观点来看待方法论的问题”^[31]。在这个意义上，四次特刊讨论可以视为西方媒介效果研究“范式对话”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