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媒介效果研究的范式之争：质疑与辩护

“范式”（paradigm）一词最早出现在托马斯·库恩（Thomas S.Kuhn）的《科学革命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一书中。库恩提出，“范式”应具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成就空前地吸引一批坚定的拥护者，使他们脱离科学活动的其他竞争模式；二是为重新组成的一批实践者留下有待解决的种种问题。包括定律、理论、应用和仪器在一起的“范式”，为特定的连贯的科学研究传统提供模型，加入特定科学共同体的成员都是从相同的模型中学到这一学科领域的基础，承认同样的规则和标准，很少在基本前提上发生争议。^[20]在我国传播学研究中，有关范式的讨论并不在少数。根据金兼斌在《传播研究典范及其对我国当前传播研究的启示》^[21]一文中对范式研究的梳理，传播学研究中对范式的分类可大致归纳为“二分法”和“三分法”，前者虽然有不同的名称，但所指相差无几，包括：科学研究和非科学研究；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社会科学和人文主义研究，等等。后者则将传播学研究范式分成社会科学研究范式、诠释研究范式和批判研究范式。作者指出，二分法“尚显粗略和笼统”，研究者对三分法的认同度总体较高。^[22]蔡骐的《传播研究范式与中国传播学的发展》一文认为金兼斌提到的三种范式为目前学界所公认，西方以社会科学研究范式为主导，而中国依然是批判研究范式占强势。^[23]陈力丹在《试论传播学方法论的三个学派》一文中也肯定了“三分法”，他综合陈卫星的《传播的观念》和胡翼青的《传播学：学科危机与范式革命》的观点^[24]，将传播学划分为经验－功能学派、技术控制论学派和结构主义符号－权力学派。^[25]虽然不同学者对不同范式有各自的表述，但总体上赞同传播学研究范式的“三分法”。本文提出“两种范式的对话”似乎有离经叛道之嫌，但细读以上各位学者的论述，不难发现，诠释研究范式与批判研究范式在多个层面相互重合，在某种意义上，诠释研究范式可以视为批判研究范式的一种细分。具体而言，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为“二分法”找到存在的理由：

首先，就研究方法与目的而言，从金兼斌三类研究范式的比较表格可以看出，诠释研究范式和批判研究范式在与研究方法、研究目的关联度较大的比较项目上，如“检验假设”“取样”“数据分析”等，高度一致（金兼斌将Fink和Gantz有关大众传播研究三种范式的划分以表格的方式呈现，详见表1）。

表1　大众传播研究的三种范式^[26]

其次，就研究取向而言，社会科学研究范式是客观性取向（objective approaches），而诠释和批判范式同属主观性研究取向（subjective approaches）；社会科学研究范式归属于社会科学取向，而诠释和批判范式同样归属于人文科学取向。(www.xing528.com)

再次，就理论来源而言，“与批判学派类似，符号学（semiotics或者semiology）、现象学（phenomenology）和解释学（hermeneutics）理论成为诠释研究的有力工具。由于批判学派和诠释研究典范的这种特点，它们有时被合称为‘诠释和批判论’”^[27]。“当前庞杂的文化研究版图中至少有一分支可以归入传播的诠释研究范式，虽然我们并不能因此而否定其时隐时现的批判色彩。当然，需要强调的是，文化研究包罗甚广，其中属于批判研究范式的研究目前依然大量存在。”^[28]对文化研究归属的模棱两可，也从一个侧面肯定了诠释范式与批判范式的共同理论基础。

此外，陈力丹先生的三分法虽然使用了不同的术语，但根本的不同在于，将“技术控制论”单列出来，其理由是技术主义“在新媒介技术急遽发展的当前，这种独特的研究视角到了应当独立看待的时候了”^[29]。但具体到媒介效果研究，这类议题同时被经验学派和批判学派所关注，差别仅在于研究方法与取向的不同。在经验研究中，技术更多是作为一种研究起因或研究背景而存在，如暴力研究、发展传播研究，等等。只有在批判研究中，技术才剥去了中立的面孔，被视为一种控制的权力，从而成为研究的重心之一。

因此，西方媒介效果研究中的范式之争，事实上依然集中体现在经验学派与批判学派之间，“范式”是争论起点，更是争论焦点。为了论述的方便，本书将以实证主义导向的研究归入经验学派，将以文化研究和批判研究为导向的学术群体归入批判学派。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实证主义的话语在媒介效果研究中可谓一枝独秀，但随着批判学派与文化研究在传播学领域的后来居上，批判话语的声音逐渐嘹亮。这两大学派之间的质疑与辩护，可以简单地概括为四次讨论、十大错误及五大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