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成范式关注应用实践，适用于应用传播学研究，采用的是先解决问题再挖掘规律的逻辑顺序。在这里，有效高效地直接解决实践传播问题、达成传播目标需求是第一要务。在此基础之上，对解决问题的经验进行归纳、总结、概括、提炼，揭示解决同类问题的规律是第二要务。可以发现，这里的第二要务恰恰是判别范式追求的目标。事实上，诸多判别研究就是建立在生成研究有效高效解决传播实践问题的“过往”经验之上的。但这一依赖性不是必须的，判别研究亦可以不依赖全新解决方案产生的全新传播现象和模式进行理论建构。
判别范式关注理论建构，适用于理论传播学研究，采用的是先挖掘规律再解决问题的逻辑顺序。在此处，阐析传播现象、揭示传播规律、建构传播理论是首要目标。在此基础之上，间接地指导传播实践，建构应用解决方案，真正解决传播问题是次要目标。可以发现，此处的次要目标恰恰是生成范式追求的第一要务。事实上，诸多生成研究在建构解决方案时，往往要参考和运用判别范式所揭示的传播规律。但这一参考也不是必须的，生成研究亦可以不接受相关传播理论的间接指导，从全新的进路生成全新的传播解决方案。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发现，生成范式与判别范式恰恰可以借由理论建构和应用实践串联起来，收尾相接，形成不断相互转化、不断彼此砥砺前进的充满生命力的涡旋（如图3.4.1所示）。
图3.4.1 生成范式与判别范式的相互转化
从另一个角度看，巴比将传播学阐释学派和实证学派进行融合建构研究设计和研究方法类似，生成范式与判别范式的融合也恰恰与中国古代道家的“一生二、二生三”人文哲学思想相合。生成范式与判别范式恰恰是传播学学术研究的“一分为二”，彼此对立，平分秋色。而当二者进行“由二生三”的融合，在各自的核心包容、吸收、接纳对方的力量，不仅对各自极为有利，还能形成传播学研究交融互动、相生相长的无尽生命力的涡旋：生成范式在其最为核心的解决方案建构的环节融入、判别范式的传播理论间接指导的力量；而判别范式在其最为核心的传播理论建构的环节融入、生成范式的应用实践全新经验的力量。两者的融合形成了传播学研究从理论到实践，从实践到理论的持续迭代进化。
以下便结合智能生成塑传的具体学术研究案例，阐释在塑造传播领域、基于智能融合的生成范式与判别范式的融合。麦卡勒姆（Maccallum）等[12]关注：是否可以仅仅依靠计算机智能的自动化生成迭代和传播受众基于人类智能的判别反馈，而不依赖作曲人和编曲人，就能够塑造出高质量的音乐作品传播讯息？为了解决这一目标问题。研究团队基于种群进化计算机仿生隐喻（即遗传算法）建构了达尔文音乐引擎（Darwinian music engine）。在该引擎中，不同的音乐片段被智能排列组合，其音符的位置、配齐的选择、演奏的参数都不断地根据传播受众的反馈不断地循环进化，生成全新的音乐作品传播讯息。在基于计算机智能进行了2 513次迭代，以及基于移动互联网平台从6 931名传播受众得到实时反馈后，该达尔文音乐引擎能够生成具有较高艺术塑造水平（包括和弦的编配和节奏的编写）的音乐传播讯息，从而以生成范式解决了研究问题。随后，研究团队进而对这一智能生成塑造音乐作品传播讯息的过程进行基于判别范式的解析。其运用价格模型（price model）充分描述了整个音乐作品传播讯息基于受众判别反馈的循环迭代进化的生成过程。正如前人研究运用文化转变理论（cultural transmission theory）解释人造物品的进化一样，该判别研究发现运用种群进化理论可以解释文化的发展动态。在这一篇论文中，研究团队完成了从生成范式到判别范式的融合。
[1]黄旦：《新报刊（媒介）史书写：范式的变更》，载《新闻与传播研究》2015年第12期。
[2]Thomas S.Kuhn，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 ic Revolutions，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2.
[3]G.Agamben，“What is a Paradigm？”，Filozof ski Vestnik，2009（10）.
[4]黄旦：《新报刊（媒介）史书写：范式的变更》，载《新闻与传播研究》2015年第12期。(www.xing528.com)
[5]Chris Hartgerink，“Estimating the Reproducibility of Psychological Science”，Science，2016，349（6251），p.c4716.
[6]Earl R.Babbie，The Practice of Social Research，Nelson Education，2015.
[7]Raj Jain，The Art of Computer Systems Performance Analysis：Techniques for Experimental Design，Measurement，Simulation，and Modeling，John Wiley & Sons，1990.
[8]Jonathan Lazar，Jinjuan Heidi Feng，Harry Hochheiser，Research Methods in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Morgan Kaufmann，2017.
[9]Kenneth S.Bordens & Bruce B.Abbott，“Research Design and Methods：A Process Approach”，McGraw-Hill，2017.
[10]米加宁、章昌平、李大宇等：《第四研究范式：大数据驱动的社会科学研究转型》，载《社会科学文摘》2018年第4期。
[11]Earl R.Babbie，“The Practice of Social Research”，Nelson Education，2015.
[12]Robert M.Maccallum，Matthias Mauch，Austin Burt，et al，“Evolution of Music by Public Choice”，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2012，109（30），pp.12081-12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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