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智慧对传播的指引作用

人文的数字智慧（特别是融汇在中国古代人文哲学思想中的数字智慧），与传播的数字本质相通，对智能生成塑造传播具有指引作用。通过将人文的数字智慧“古为今用”，可以建构出相应的针对应用实践的理论（如“华夏传播学”）。

自《易经》始，中国先哲基于数字建构出了充溢着智慧的人文哲学思想。无论是儒家孔子的“易有太极”（语出《周易·系辞上》），还是道家老子的“道法自然”（语出《道德经》），都力求以数字建构出贯通天地万物内外的普遍法则和运行道理。前者采用二进制数字，即“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而后者则采取十进制数字，即“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但是两者的建构却统一于上古伏羲氏画卦创易学的太极之中，正所谓“太极分而为二，故生天地”（语出《易纬·干凿度》）。

太极（2的零阶维度）、两仪（2的一阶维度）、四象（2的二阶维度）、八卦（2的三阶维度）是不断对大千世界进行二分，增加考虑维度（二进制维度）的过程。若将其与乡农的信息熵对应思考，则可以发现人文的数字智慧与传播的数字本质之间的联结。每当进行一次二分，即相当于询问了一个信息论当中的是与非问题。而每询问一个是与非为题，信息的不确定性就下降一个乡农比特，信息在当前增加的这个二进制维度上一改之前的不确定性模糊，变得确定清晰了起来。随着二分的次数的增加，二进制维度亦在增加，询问的是与非问题亦在增加，信息的不确定性亦在下降，取值不定的乡农比特的数量亦在减少，信息变得愈来愈明了。当二分的次数到达极限，考虑维度的增长亦达到极限，即二进制维度的增长亦到达极限，询问的是与非问题的个数到达极限，信息被细分到了极致，变得异常清晰明了，其“道”与“理”被穷究，进入“物格”的境界。(www.xing528.com)

通过人文哲学思想的古为今用，华夏传播学理论[37]被建构了出来，这亦从一个侧面体现出人文的数字智慧与传播的数字本质之间的联结：正如黄星民[38]所言，华夏传播研究是“对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传播活动和传播观念的发掘、整理、研究和扬弃”，以期形成“传播学中华学派”。邵培仁和姚锦云[39]连续发表了基于中国古代人文哲学思想的华夏传播学的辩证、受体、模式三论：《传播辩证论：先秦辩证传播思想及其现代理论转化》[40]《传播受体论：庄子、慧能与王阳明的“接受主体性”》[41]《传播模式论：〈论语〉的核心传播模式与儒家传播思维》[42]。邵培仁和姚锦云[43]从寻根主义出发，提炼出华夏传播十大理念“阴—阳”“和—合”“交—通”“感—应”“中—正”“时—位”“名—实”“言—行”“心—受”“易—简”。其中，在传播思想的方面，作者主张“阴阳和合的传播哲学”，“源自阴阳，指向和合与天人合一，其最高境界是通天人，合内外”[44]。姚锦云[45]2017年编著了《华夏传播学引论》，亦从“儒释道”思想论述了华夏内向传播的修身、见性、炼心视角，即儒家“修身为本”的内向传播取向，佛家“明心见性”的内向传播操持和道家“心斋坐忘”的内向传播运作。邵培仁[46]则在2018年《国际新闻界》的“反思传播学”专题对华夏传播学进行了相应的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