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学术研究和应用实践范式的创新追求亦是反思传播学者的共识。孙玮[45]认为“社会巨变与学术转向互为激荡。席卷全球的新技术革命、各种路径的传播思想奔涌而来、传播学核心概念分崩离析，致使传播研究主流范式遭遇危机”；传播学应该进行“研究范式创新的重建”，“之所以要进行学科反思，乃是因为旧范式难以解释新技术”。喻国明[46]认为，传播学研究走到了“范式创新的路口”。杜骏飞和周玉黍[47]认为：“效果研究的范式化是产生传播学的学科危机的束缚之一：林林总总的研究者，终其一生，大多执着于挖掘和发现‘某种媒介或者内容的使用量’与‘某种特定的短期行为、态度、情感’之间的显著相关性。然而，如果对这类研究做一个荟萃分析（meta analysis），你却会发现这些‘显著相关’平均只有3%左右的方程解释力”；“在几十年来传播研究的历史里，传播学者的确发现了众多传播效果，然而这些发现并没有产生出多少具有普适性的理论”。龙强和吴飞[48]认为：“在对研究范式的讨论中，学界达成诸多共识，即重新思考行政研究的长期主导地位给传播研究带来的危机，但在可能的替代性范式的采纳上，学者们再一次陷入观点争锋之中。不过这种争锋较多局限于学科发展过程中存在过的重要范式，而较少加以超越。尽管回到历史中寻找理论资源也有一定价值，但却因此也失去了其他范式带来的更多的契机和可能性。”
范式创新恰恰是“新塑传”的核心生发动因之一。传统理论传播学研究采用的是基于对过往理论和实践经验的“判别”，间接指导应用实践的研究范式。而在强调解决应用实践问题的效果效率的学科（如以计算机科学为代表的工程技术科学，即工科领域）当中，根据目标问题需求直接建构解决方案的“生成”范式已被证实普遍有效。而“新塑传”正是尝试跨学科建构以“生成”为主导的应用传播学研究范式。(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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