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战国时期儒家的代表人物，是曾子的再传弟子，算是孔子的第四代弟子。他继承并发展了孔子思想，孔子是大成至圣，孟子被称为亚圣，孔子与孟子的思想合称为“孔孟之道”。
孟子曾仿效孔子，带领弟子周游各国，但其政治主张不被当时各国的统治者所接受，随后退隐，与弟子一起著书。孟子与其弟子的言论汇编于《孟子》一书，是儒家学说的经典著作之一，也代表着古代散文写作的巅峰水平。南宋朱熹把《孟子》与《论语》、《大学》、《中庸》合称为“四书”，《论语》是孔子弟子编撰的孔子语录，《大学》和《中庸》被认为是孔子弟子曾参和孔子之孙子思的作品，《孟子》一书与孔子的著作并列，成为封建社会官方规定的仕人成长必读的至尊课程。
孟子在人性问题上提出性善论，即人性是善的。但孟子只说性善，南宋朱熹补充为“人之初，性本善”，后世有学者修正为“性向善”。
就孟子个人的影响而言，他游历过齐、滕、薛、宋、邹、梁等国，向齐威王、齐宣王、魏惠王、魏襄王等君主宣传过自己的治国理政政治主张，虽被认为“迂远而阔于事情”而不受重用，但在当时仍成为一家之言，还被齐宣王任为上卿。“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仍能说明孟子在当时的诸子百家中占有重要地位。
西汉文学家杨雄在《法言吾子》篇中说：“古者杨墨塞路，孟子辞而癖之。廓如也。后之塞路者有矣，窃自比于孟子。”
东汉经学家赵岐的《孟子章句》，是孟学史上现存最早的注释。其总序《孟子题辞》称：“孟子生有淑质，夙丧其父，幼被慈母三迁之教，长师孔子之孙子思，治儒术之道，通五经……”。他对孟子予以高度赞扬，说孟子“著书七篇……包罗天地，揆叙万类，仁义道德、性命祸福、粲然靡所不栽。帝王公侯遵之，则可以致隆平、颂清庙；卿大夫士蹈之，则可以尊君父、立忠信；守士历操者仪之，则可以崇高节、抗浮云。有风人之托物，二雅之正言，可谓直而不倨，曲而不屈，命世亚圣之大才者也。”这是尊称孟子为“亚圣”一词最早见之于文字。赵岐在书中还提到西汉文帝时曾设置过《孟子》的“传记博士”，但“亚圣”之名未得到官方认可，“传记博士”也为时很短。
三国魏晋时期，玄学昌盛，儒学衰落，但仍有徐干、傅玄等不少学者士子推崇孟子。汉魏间文学家、建安七子之一的徐干在《中论智行第九》中说：“仲尼曰：‘末可与权’。孟轲曰：‘子莫执中，执中无权，犹执一也。’仲尼、孟轲，可谓达于权智之实者也。”
南北朝时期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多次提到孟子。其《诸子第十七》说：“孟轲膺儒以磐折。”《奏启第二十三》说“孟轲讥墨，比诸禽兽。”《夸饰第三十七》说“孟轲所云：“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也。”
隋朝《隋书·经籍志》著录了赵岐、郑玄、刘熙作的三种《孟子》注本，说明此时期《孟子》在文人学者中的影响仍很普遍。
及至唐代，孟子的影响更加广泛，由文人倡导，逐渐影响到朝廷、各级政府及社会各界。韩愈极为推崇孟子，对孟子的尊敬之语屡见于册，“始吾读孟轲书，然后知孔子之道尊”、“晚得杨雄书，益尊信孟氏”、“孟氏醇乎醇者也”。由于《孟子》一书在知识分子中的广泛传播，在唐代开始有学者呼吁将《孟子》纳入科举考试内容，但没有做到。
祭祀孟母也是从唐代开始。唐玄宗天宝七年（748年），诏历代忠臣义士孝妇烈女史籍所载德行弥高者，令郡县长官随其所在，立为祠宇，岁时致祭。孝妇共七人，孟母居第五。
宋代是孟子思想发展的高峰期，完成了《孟子》从民间思想到国家思想的升格。学者们纷纷著书立说，一时间研究孟子成为风尚，极大地促进了《孟子》一书的普及传播和孟子思想的研究。在国家政策方面，《孟子》终于成为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之一；《孟子》一书成为“四书”之一，从子部上升为经部；宋孝宗时始命汪大猷（yóu）为太子讲《孟子》，一直讲了近四十年。
宋代始追封孟子爵位，建孟子庙，配享孔庙，孟轲弟子开始配享孟庙。(www.xing528.com)
宋建炎二年（1128年），宋高宗对宰臣说：熟读《论语》、《孟子》，感觉“真有可喜”。他将《孟子》论治道的文字写在绢制的屏风上，其亲书的绢屏十扇，其中七扇是《孟子》上的话，并命内侍宣示群臣。
金代继续实行尊崇儒学政策，除保留宋代对孟子的追封和尊崇外，还在国家兴办的太学和各府州学中开设《孟子》课程，统一印刷教材。并把《孟子》译成女真文，供女真族子弟学习。
元代尊孟更超前期，除《孟子》在科举考试中占居重点内容之外，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开始制定国子监学制，设博士助教等公职，规定凡生员必先读《孝经》、《大学》、《论语》、《孟子》，然后才开始读诸经。元朝屡次追封孟子及其父母，并多次遣官致祭。
明朝沿袭前朝崇儒尊孟风尚，《孟子》之学继续得以发扬光大，国家祭祀孟子成为制度。据《三迁志》载，皇帝遣使或诸王遣官致孟庙祭祀仅留有祭文的就有三十二次。大学士张居正及翰林院讲官给万历皇帝讲解“四书”，专门流传下来《张居正讲评〈孟子〉》一书，除了对《孟子》本意的讲解，还融入了张居正等人对历史上兴亡教训的总结和改革思想。
明末大思想家王夫之晚年写了一个小册子《俟解》，意思是期待读者的理解。在书中谈到了孔子思想与孟子思想的区别。他说：孟子言性，孔子言习。性者天道，习者人道。《鲁论》二十篇皆言习，故曰：“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所以，人的努力应该重在好的习惯的培养。他引《周易》说：从小就培养好的习惯，这是圣人治世的基础。
清朝大力褒奖孟子，对孟子尊崇更逾前代。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御制《孟子赞》，说：“哲人即萎，杨墨昌炽。子舆辟之，日仁同义。性善独阐，知言养气。道称尧舜，学屏功利。煌煌七篇，并垂六艺。孔学攸传，禹功作配。”次年又颁《御制孟庙碑记》，褒奖孟子辟杨墨传孔道之功，称颂孟子：“不有孟子，使杨墨滥觞于前，释老推波于后，后之人虽欲千载之下探尼山之遗绪，其孰从而求之？”，其文又赞道：“……唯子舆氏，距波放淫，以承三圣，以正人心。”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康熙帝又亲自为开封孟子游梁祠题写“昌明仁义”匾额。雍正三年（1725年），雍正帝御制孟子庙匾额“守先待后”，御制孟府匾额“七篇贻矩”。乾隆三年（1738年）给孟母加封“端范”二字，孟母封号称为“邹国端范宣献夫人”，亲作告祭之文，委官致祭，称孟母“惟大贤之教施无穷，皆慈母之恩勤有素”。乾隆十三年（1748年），御制“亚圣赞”；二十二年（1757年）为孟庙亚圣殿御制“道阐尼山”匾额和“尊王言必称尧舜，忧世心同切禹颜”的对联。乾隆帝五次遣官致祭孟庙，亲诣孟庙拈香行礼二次。把封建帝王对孟子的尊崇推到极致。
传说乾隆帝曾召见纪晓岚，想当面试试这位才子的学问，给他出了个上联：“孟子致为臣而归”，这是《孟子·公孙丑》中的一句话，纪晓岚早已烂熟于心，所以对得非常迅速，用的也是《孟子·公孙丑》中的句子：“伯夷非其君不事”。又传乾隆皇帝率群臣登泰山祭祀岱庙，游至“观音阁”，乾隆帝又出一联请纪晓岚属对：“寸土为寺，寺旁言诗，诗云：明日扬帆离古寺。”纪大学士确实不含糊，应声对道：“两木成林，林卜示禁，禁曰：斧斤以时入山林。”最后这句“斧斤以时入山林”是《孟子》现成的语句，对的天衣无缝，贴切自然。
图1-2 中国邮政2000年发行的邮票“古代思想家——孟子”
清浙东学派主要代表人物黄宗羲继承发展了孟子的“性善”学说，他断言：“孟子的性善说是一条千古不易的真理。”他在其哲学著作《孟子师说》中提出，“天地间只是一气充周，生人生物。人禀气而生。”“天地之气的本性就是善。”黄宗羲认同了孟子人性本善的说法，但是他把唯物主义元素加入了孟子的性善说，发展成为唯物主义的性善说。
在明清两朝，官方规定，科举考试的八股文题目必须从《四书》中选取，要“代圣人立言”。于是，《孟子》一书便成了明清两代士子们的必读书之一。
及至民国，蒋介石率军北伐时，1928年4月参谒孟庙，写有“保护孟庙，不准驻兵”的训令。民国政府于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恢复祀孟大典，把“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改称为“奉祀官”，时任翰林院五经博士孟子第七十三代孙孟庆棠先生改任“亚圣奉祀官”，在南京接受委任，宣誓就职。
新中国成立以来，孟子思想受到了更好的尊崇和传播，孟庙文物得到完好保护和修缮，祭祀孟子成为当地的重要文化活动，孟子诞辰日成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建议的“中华母亲节”。毛泽东对孟子思想深为推崇，著作中多加引用，名章名句更是吟诵不断。有七篇《孟子选注》文章在不同时期纳入中小学课本，使学生们从小就了解孟子。时下的国学课程更是大放异彩，孟子思想被老师们登台宏论，《孟子》名言名句更是成为街头商家饭店宾馆的宣传用语，街谈巷议，津津乐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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