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思想的异议及其批判

孟子生活的战国中期是中国社会形态大转型时期，政治、经济、社会结构以及文化等各方面都发生着空前的剧变。政治上，周天子名存实亡，诸侯间征战不休，社会秩序和道德标准都出现了严重混乱。在剧烈动荡的战国时期，孟子思想没有能够走上政治舞台而建立历史功绩有其客观原因，孟子的政治主张用来治国理政是保守的，不符合战国时期的政治形势要求，脱离了当时社会发展的客观实际，与各国统治阶级的政治主张背道而驰。司马迁所说的“迂远而阔于事情”是当时各诸侯国对孟子主张的真实评价，这个评价是客观的。孟子所持的唯有“仁政”才能把人民从水深火热中解救出来的思想只停留在理念层面，而没有深入到操作层面，“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梁惠王上》）只是一种仁政理念，不能拿来用。孟子的“仁政”思想愿望很美好，有其历史的合理性和历史的必然性，但在战国时期不具备这个条件，只是做为一种美好的愿望存在于孟子的头脑中，这是时代造成的局限性。

但是，孟子是思想家，不是军事家，不是职业丞相，他的思想和百姓是相通的，这种“仁政”思想就象“愚公移山”一样，做为一种精神会给百姓带来希望。

从认识论上说，每个人的思想观点方法都有各自的局限性，无法涵盖所有的角度。孟子有自己的世界观，有自己看问题的角度，有自己分析问题的方法。从辩证的角度说，重视了这个，必然忽视了那个。凡物有其长必有其短，这是一物二面，万事皆如此。儒家学说长于坚守而短于变革，长于教化人心而短于治国理政，有其不足，所以对儒家思想存在批评声也是正常现象。我们对待历史应该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有长说长，有短说短。既要认识到孟子思想积极进步的内容，也要清醒的认识到其落后于社会发展要求的方面。只有这样，才能够客观地学习宣传继承发展孟子思想，使其发扬光大，才能够得到更多人的支持和称赞，才能够在关键历史时刻不陷入泥潭。

历史上，从孟子提出自己观点的那一天起，对他的思想学说就存在分歧，特别是性善说、义利辨、王霸辨等观点一直是争论的焦点。

先秦时期的荀子与孟子同宗孔门，以极其严厉刻薄的语言，攻击孟子的“思孟五行说”，说：“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案饰其辞而衹敬之。”对“思孟五行说”的具体内容后世多有不解，直到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五行篇》才彻底搞清楚，五行指“仁、义、礼、智、圣”。荀子还针对孟子的性善说作《荀子·性恶》篇，针锋相对地提出性恶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后世学者认为这是孟子和荀子关于“和”、“道”的概念不同造成的。

西汉时期的杨雄是一位著名学者，他在《法言》中提出“善恶混”说，“人之性，善恶混，修其善则为善人，修其恶则为恶人。”

东汉学者王充在其《论衡》中有《刺孟》一篇，批评孟子十数事。如说利有“货财之利”与“安吉之利”。梁惠王问利国，孟子不分两种不同性质的利，贸然便答“何必曰利”，以为梁惠王贪财逐利，王充认为孟子答非所问。王充还在《论衡·本性》篇中讨论人性问题时提出“有善有恶”论，并没有攻击孟子的“性善论”。

唐宋年间《孟子》一书升格为“经”，成为国家科举考试的正式科目，尊孟达到顶峰，而非孟也较前激烈，其间“议孟”、“疑孟”、“辩孟”、“黜孟”、“删孟”、“诋孟”等言论不断。北宋庆历年间的李觏（gòu）著《常语》，批评孟子不续“道统”、背叛孔子、怀疑六经、不尊王，反对孟子的性善论和排斥功利的观点。王安石将孟子学说做为变法的思想依据，而司马光作《疑孟》篇，对孟子加以批评，政治矛头指向王安石变法。司马光的学生晁说之作《儒言》，批评孟子的态度更激烈，公开上疏，反对《孟子》立科。

南宋郑厚作《艺圃折衷》，对孟子进行人身攻击，说孟子借孔子思想“卖仁义”。叶适在《习学纪言序目》中对当时的尊孟风气系统性地提出了反对意见，否定孟子一系独传“道统”，批评孟子专言心性以及不切实际的政治主张，认为孟子身上存在四个毛病：“开德广，语治骤，处己过，涉世疏”。(www.xing528.com)

明太祖朱元璋也许是通过阅读《孟子》一书，对儒家以仁政、王道的说辞约束皇权有自己的理解，他不能从哲学的高度理解孟子的“民本”政治思想，对“民贵君轻”的说法十分反感。特别是孟子在《离娄》中论及君臣关系的言语：“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明太祖大为震怒，《明史》上说“使此老在今日，宁得免耶！”，复旦大学哲学系徐洪兴教授说：“这是经过文人修饰过的文言，所以文绉绉的。我试着把他对孟子咬牙切齿的话倒译成白话：‘这老家伙要是活在今天，看他还能活吗！’”。明洪武二年（1369年），太祖皇帝诏告天下，说孟子的话“非人臣所宜言”，遂罢免孟子在孔庙中的配享。为阻止大臣反对，在诏文里说“有敢劝谏者，以‘大不敬’论罪处死，命金吾射之”。刑部尚书钱唐命役人抬棺进谏，袒胸受箭，以死抗争，言“臣为孟轲死，死有余荣”。钱唐在殿前身受数箭，仍匍匐向前。太祖为之感动，急命太医为钱唐疗伤。过一年，诏告天下，赞扬孟子“辩异端，避邪说，发扬孔子之道”，恢复了孟子在孔庙的配享地位。

20世纪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有批林批孔运动，孟子思想做为儒家的主体思想之一，自然无法幸免。对孟子的二条思想观点提出了批判：一是“万物皆备于我”，认为这是极端自私的个人主义；二是“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阶级划分，与无产阶级的历史观不符。今天的学者认为，所批二条都是断章取义，着眼过于片面而失于客观，并不符合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这些观点有当时的时代背景，今天已不足一论。

在现代政治家中，毛泽东对儒家的观点具有代表性。“五四”运动爆发后，毛泽东将孔子斥为独霸思想界的偶像，认为欲求思想自由，便不能不打倒作为封建专制之护符的孔子偶像，这是时代的需要。尽管如此，并不影响毛泽东研习儒家经典，在1920年4月从北京赴上海途中专门去曲阜参观了孔子的陵墓和故居。到了延安时期，毛泽东致力于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因此他对孔子和孟子的评价趋于理性，他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打倒孔家店”的口号进行了反思，认为当时提出这一口号更多的是出于政治上、策略上的考虑。因为不把孔子丢开，新道德就站不起来。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多以辩证的观点分析儒家对现实社会的意义，如针对孔子的道德观，毛泽东指出：“关于孔子的道德论，应给以唯物论的观察，加以更多的批判。……孔子的知（理论）既是不根于客观事实的，是独断的，观念论的，则其见之仁勇（实践），也必是仁于统治者一阶级而不仁于大众的；勇于压迫人民，勇于守卫封建制度，而不勇于为人民服务的。”同时他认为，共产党人作为历史唯物主义者，应给孔、孟等历史人物一定的位置，“孔孟有一部分真理，全部否定是非历史的看法。”论及儒家教育思想时，他在《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1958年《红旗》杂志第7期）文章中说：“中国教育史上有人民性的一面。孔子的有教无类，孟子的民贵君轻……谈中国教育史，应该谈到他们。”

毛泽东晚年多反感儒家思想，并且认为孟子与孔子有很大的不同。明朝冯梦龙的《智囊》卷十九《语智部·辩才·子贡》条下记述了子贡的一场外交活动，子贡凭借自己的说术，翻江倒海，扰起了春秋时期第一次天下大混战，弄得“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具体过程是这样的：齐国田氏家族首领田常想在齐国作乱，他为了发展自己的势力谋划攻打鲁国。孔子当时任鲁国的大司寇，得知此事后未提出进行国防动员练兵备战的战略对策，而是派子贡去摆平此事。子贡见到田常后说：攻打弱小的鲁国不利于加强田常的势力，只有去攻打强盛的吴国又不能取胜时，才能孤立齐国国君，使自己独掌大权。于是田常答应子贡攻鲁部队按兵不动，等子贡去说服吴国救鲁伐齐，然后去迎战吴国。接着子贡去了吴国，利用吴王迫切称霸的野心，又说了一番救鲁伐齐有大利大名可图的道理；又出主意说：胜了齐国后再来攻打晋国，吴国便没有对手了。吴王心动，但表示先讨伐完了有图强报复之心的越国之后再动手。子贡又自告奋勇地表示去说服越国派兵随吴王一同攻打齐国，吴王答应了。接着子贡又去见越王，告诉他吴王担心越王报复要来讨伐越国，现在越国力量还小，为消除吴王的疑心必须派兵随吴王攻齐。如果攻齐失败，折损吴兵，有利越国；如果胜了，再让晋国会同诸侯攻打驻齐的吴国军队，越国也可趁机攻打吴国本土，必胜无疑。越王对他的谋划赞赏不已。这样，吴国动手了，发九郡兵力去讨伐齐国。接着子贡又来到晋国，告诉晋国国君做好与吴国打仗的准备。吴军在打败了齐军后，果然又移兵攻打晋国，结果吴军大败。越王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刻渡江袭击吴国，杀了吴王夫差，三年后越国在东方称霸。

冯梦龙在叙述了这个“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成功的外交故事后，感慨道：子贡所为“直是纵横之祖，全不似圣贤门风。”毛泽东读此激愤地在书上批注：“什么圣贤门风，儒术伪耳。孟轲、韩非、叔孙通辈，都是纵横家。”

这个批语，表明了毛泽东对儒家提倡的圣贤门风的评价。所谓“儒术伪耳”，大概是说做为孔门高足的子贡，为了鲁国的利益，四处游说，挑拨离间，这本身就违反了乐道修身以维系周礼的儒家宗旨。孟轲游说于列国诸侯之间；韩非是荀子（毛泽东曾说荀子是“儒家的左派”）的学生，后来跑到秦王政那里去出谋划策；叔孙通是秦末汉初的大儒，先为项羽部属，后归附刘邦，汉朝建立，他与儒生们共立朝仪。在毛泽东看来，这些人的所为其实也是纵横家。毛泽东认为“儒俗者万千，而贤者不一，不如过去法家之犹讲一些真话”，儒者非徒柔，还作伪骗人。那些教孔孟之学者，“其法亦必申韩”。这就点破了中国古代政治外儒内法的实质。

尽管历来多有非议孟子思想的学者，经过历代尊孟者努力，通过争议辩论，不仅没有降低孟子的地位，反而使其思想学说得到发扬光大，成为华夏主流思想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于历史上这些对孟子思想的不同观点，本书未过多涉及，需要的读者可以参阅对《孟子》阐释的流变类文章。